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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權

(資料圖)

核心觀點

西式民主與霸權主義捆綁伴生的“霸權民主”令其自廢武功，矮化了作為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民主價值。西式民主實踐的窘境也引起了部分西方學者的反思，其中有人認為，“民主”作為一種現實政治的組織原則被過分拔高了，民主精神和公民能力等內涵的注入使得民主概念本身背負太多額外的內容而導致了“民主超載”。

民主原則在政治系統中的碎片化應用，不僅會使統治階級只追求本階級的短期利益與特殊利益，對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漠然不顧，更會使公民只關注自身的利益而無視社會共同體的長遠利益和共同利益，淺層的民主使得無論多么精巧的政治設計也無法增強公民的民主獲得感。

在一波波的“愚民”與“娛民”攻勢下，處在資本主義政治系統中的民眾逐漸失去了在價值層面進行思考判斷的能力，被消費主義、貨幣主義和物質主義充盈的內心褪去了對民主神圣性和超越性的追求而滑向虛無主義的深淵，民主能力不斷弱化與民主參與的缺失形成了閉環，從而逐步喪失了政治生活的主體地位。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全人類最終選擇了“民主”作為自身的共同語言與價值追求，對其展開了孜孜不倦的求索，鉆研民主的理論成果浩如煙海，追求民主的現實實踐五光十色。但20世紀以來，西方民主理論雖蓬勃發展，但民主的本質卻未“越辯越明”，一個個晦澀的概念反而使民主愈發撲朔迷離。比如達爾就認為，“當我們探討民主的時候，可能沒有比‘民主’既指一種理想又指一種現實這個簡單的事實更讓人困惑的了”。民主制度雖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建立并施行，但民主質量卻越來越低。大眾愈發對民主失望不滿，且這種不滿還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并在全球范圍內達到空前高度”。

進入21世紀，長期把持民主釋義權的西方國家自身陷入了治理困境，“脫歐亂象”“黃馬甲運動”“國會山暴動”令世界看到西式民主的頹勢，那些主動移植或被動照搬西式民主的“第三波”國家也并未迎來理論上預設的發展和富強，反而陷入動蕩和衰退的泥潭難以自拔。西式民主與霸權主義捆綁伴生的“霸權民主”令其自廢武功，矮化了作為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民主價值。西式民主實踐的窘境也引起了部分西方學者的反思，其中有人認為，“民主”作為一種現實政治的組織原則被過分拔高了，民主精神和公民能力等內涵的注入使得民主概念本身背負太多額外的內容而導致了“民主超載”。在這種反思中，甚至出現了否認民主作為人類未來發展藍圖的傾向。事實上，西式“民主超載”現象的出現并不意味著人們賦予民主的含義過多或民主作為人類對未來社會期望的落空，而是西方民主理論長時間未實現融會貫通，且在西式政治程序中被矮化、壓縮與摒棄的必然結果。

放棄“全過程”的要求，民主原則在政治系統中碎片化應用從而導致“民主劣化”

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是為了實現和維護私人權利與利益而精心設計出來的一套方法、程序和體制，但是資產階級又擔心將行政、審議與司法權力全部委托給人民集合體后會導致“暴民統治”，于是代議制的三權分立原則被確立以期解決這一矛盾。而在實踐中，民主的“全過程”被放棄，民主政治原則被國家機器暴力地分割裁剪成為最高權力的分權制衡、一人一票的競爭選舉與輪流執政的黨派政治等相互分離的單元，且在每個單元中民主原則僅僅是碎片化地被使用，以期呈現出最低程度的形式民主。

第一，從分權制衡角度看，僅對主權進行立法、司法與行政的理論分割表面上實現了相互制衡、相互約束，但現實政治運轉中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卻并沒有遵循制衡原則，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互相推諉，大量政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民主劣化為低效民主。

第二，通過一人一票的競爭選舉將人民的民主權利一次性剝離。人民主權最為根本的觀點，即人民選出來的議員既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自身的代表。失去了人民的參與，“他們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決定”，只不過是人民的辦事員。但現實的西方政治制度卻將人民的民主權利簡化和程序化為一張選票，民主選舉從人民隨時可以替換“辦事員”的權利被改寫為人民定時為自身“選主”。

第三，輪流執政的黨派政治是西式代議制民主發展的自然產物，代議制政體為各個政黨提供施政空間，各個黨派發揮選舉、認同、利益匯集與治理的功能，將人民訴求轉化為系統的政治綱領與國家政策，人民、政黨和國家政權在此形成了民主邏輯的閉環。但民主原則在黨派政治中的應用僅此而已。西方政黨的“寡頭統治”傾向使得民主原則無法運用在黨內。黨派內部山頭林立，派系交雜。一旦黨派勝選上臺執政，便會在政府公職上任人唯親，在公共支出中大開方便之門。想在西方政黨中實現黨內民主、黨際民主不啻空談。在“多數決”的制度設計下，勢均力敵的黨派之間謀劃“政黨分肥”，強黨對弱黨施行“贏者通吃”，小黨對大黨“夤緣攀附”，輪流執政的黨派政治帶來的卻是源源不斷的“民主內戰”。

民主原則在政治系統中的碎片化應用，不僅會使統治階級只追求本階級的短期利益與特殊利益，對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漠然不顧，更會使公民只關注自身的利益而無視社會共同體的長遠利益和共同利益，淺層的民主使得無論多么精巧的政治設計也無法增強公民的民主獲得感。逐漸原子化的公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開始在極端冷漠與極端狂熱間迅速搖擺，極易引發社會動蕩。

失去人民立場的底色，民主精神在民主實踐中褪色從而導致“民主偏科”

作為一種社會精神，民主來源于古希臘雅典的德行主義倫理學與理性城邦國家的政治幻想，其所表達的是一種對人類所追逐的“共同的善”的一整套生活看法。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了“社會民主”這一概念，他從“民情”角度出發，針對當時盛行的自由民主主義所帶來的流弊進行了探析，指出自由主義必然會帶來個人主義的盛行和社會共同體的解構，公民原子化和政治碎片化使得社會成員愈發無力去對抗一個利維坦式的國家，缺少以平等精神為基礎的社會民主環境，政府只不過是披上民主的外衣進行溫和專制且最終會發展成為“多數人的暴政”。他認為建立在平等民情上的社會狀態就是社會民主，建議社會成員在此基礎上用制度化的方式聯合起來行使各種權力與社會功能。在托克維爾的語境中，民主并不僅僅是一套代議制的政治體制，更是一種被社會成員應用在一切共同事務上的社會精神。

但是西方政治學的主流研究專注政治民主，輕視、忽視甚至否認社會民主精神，失去了人民立場的底色。似乎民主制度建設只涉及政治上層建筑的改造。同時，形而上地將民主切割成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等部分，再妄圖用資本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所表現的社會特性將其簡單串聯起來。民主精神無法外溢至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場、資本和強權原則支配全部經濟、社會和文化事務，一切經濟、社會與文化矛盾最終都只能轉化為政治問題納入所謂的“民主政治體制”來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化的結果就是“政治肥大癥”的產生，政治系統處理大量非政治問題而臃腫堵塞，政府行政效率變得低下。而政治決斷一旦作出，社會議題通過法律程序上升成為國家強制意志之后，個人利益受損的一方就會采取更加強烈的手段進行抵制，從而產生大規模的政治與社會的撕裂。

不以提升人民能力為引領，人民群眾民主能力日漸弱化從而導致“民主迷失”

馬克思主義闡述了人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基本原理。人類若想實現解放和全面、自由地發展這個最高的理想目標，除了通過參與勞動來消除職業、城鄉與生理差異實現物質財富的解放外，還需要深入參與公共事務去深化理解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鍛煉人的能力、消除人政治身份的差異來實現人的精神解放。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角度出發，民主并非不可捉摸的神造物，而是人類開始學習掌握一種能夠推動歷史進步的新型的處理社會關系的能力。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西方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最終確立和世界殖民地市場的徹底瓜分，“民主”也從啟蒙思想家筆下人類掙脫枷鎖、獲得自由與和平的革命武器淪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西方學者對民主理論的研究放棄了激進革命的價值取向，轉而染上了改良主義的保守色彩。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理論的發展倒置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其目的不再是追尋人類民主能力的提升與自我的解放，而是為國家重新設計出一套精密的“政治鐐銬”來規訓大眾。大眾民主朝向精英民主轉變，民主能力的關注點也從人民群眾轉移到所謂政治家、政治精英與領袖身上，民主能力異化為精英發揮自身影響力、調節國家內部沖突、化解黨派內部矛盾與維護統治集團整體利益的能力。除了投票選舉，人民被排除在整個政治系統之外，參與政治實踐的缺失帶來的是自身民主分辨力與表達力的下滑，廣大人民群眾既無法準確分辨自身利益構成又無法科學地進行政治表達。與此同時，金融資本、統治當局與高科技信息技術又深度勾連，不良政客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團可以精準投放各類極具爭議性的政治廣告煽動情緒來收割選票，大眾傳媒追逐各類造假、丑聞事件掀動一輪又一輪的“政治審丑”。在一波波的“愚民”與“娛民”攻勢下，處在資本主義政治系統中的民眾逐漸失去了在價值層面進行思考判斷的能力，被消費主義、貨幣主義和物質主義充盈的內心褪去了對民主神圣性和超越性的追求而滑向虛無主義的深淵，民主能力不斷弱化與民主參與的缺失形成了閉環，從而逐步喪失了政治生活的主體地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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