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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印太戰略”作為一項針對中國的遏制性戰略，同時也是一套官方政治話語，是美國對東亞、南亞、西太平洋、印度洋等廣泛地理區域的地緣政治化操弄，也是夾帶美國個體性政治目標的敘事。由于這項戰略的很多元素都建立在話語與事實不一致的基礎上，有必要撥開美國話語的迷霧，認清在“自由”“開放”“和平”“繁榮”等華麗言辭的背后，隱藏的美國行使霸權、制造對立、攪亂地區局勢的行為。

自從拜登政府全面繼承特朗普版“印太戰略”，并于2022年2月公布新版《美國印太戰略》文件以來，美國不斷升級“印太戰略”，拉入更多盟友和伙伴，搭建制度體系，擴展議題領域，翻新敘事話語，制造陣營對抗，對中國的和平發展進行時空閉鎖。在此過程中，美國肆意操弄話語，混淆視聽，掩飾謊言，其虛偽面目和真實戰略意圖暴露無遺。

粉飾霸權，推行排他、分裂的地區政策

(資料圖)

美國稱其“致力于打造一個自由、開放、互聯、繁榮、安全和富有韌性的印太地區”，“75年來，一直為支持本地區的和平、安全、穩定和繁榮而在此保持強大的防務存在”。這些語句已成為美國決策者在各種場合反復使用的口頭禪，他們似乎忘卻了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殘酷鎮壓亞太地區民族解放運動、奉行反共政策、顛覆合法政府、發動侵略戰爭、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的歷史。美國把自己強行霸權謊稱為別國有“選擇的自由”，把謀取一己私利偽裝成大公無私，在本質上明顯有別于地區國家普遍認同的求同存異精神以及和睦相處的為鄰之道。

事實很清楚，“印太戰略”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調動美國在本地區內外的安全聯盟和伙伴關系網絡，鼓動盟友兌現對美國的忠誠，威迫這些國家展現與美國一起對抗中國的意愿，既不“自由”，也不“開放”。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國拋開亞太地區已有的政治、經濟、安全合作進程，另搞一套，拼湊形形色色以美國為主導的制度平臺，攪亂和撕裂了地區合作議程。例如，它聲稱“支持東盟的中心地位”“加強東盟的力量和團結”，卻把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機制（QUAD）作為“印太戰略”的核心平臺，把東盟作為一個整體排除在外，同時探索以“QUAD+”的方式分化、拉攏東盟個別成員國，弱化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合作架構，強化由美國主導的地區格局。

制造認知錯覺，營造聯盟作戰優勢

美國渲染“印太地區挑戰越來越多，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挑戰”，稱“這些力量如不加以遏制，將破壞地區穩定”。但事實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已保持40余年的總體和平穩定，并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美國“印太戰略”的一個前提就是看好本地區龐大的增長和發展潛力。歷史表明，亞太地區國家間雖然有各種爭端，有時爭吵激烈，但基本珍視和平與發展，樂見大國合作與共贏，摒棄了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做法。倒是美國軍事介入的國家和政權往往動蕩和災難不絕。

美國不顧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勢，把“印太”列為“優先戰區”，將朝鮮半島、東海、臺海和南海局勢列為“首要安全關切”，提出“一體化威懾”方針，尋求深化與盟伴的協同作戰能力，強化作戰優勢。由此，美國加大對本地區軍事資源投入，加速落實“太平洋威脅倡議”，大力推進“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并通過簽訂基地準入協議、增加輪換部署和動態部署等方式，強化兵力布局。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以“防衛”為名，推高“臺海危機”，鼓動盟友插手攪動臺海局勢，強化對中國的挑釁和威懾。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加速推動北約東進亞太，形成針對中國的離岸制衡。美國不斷制造矛盾和緊張，破壞地區穩定，來強化有關國家的“威脅”認知和“危機”感，從而維持美國軍事主導力。

實施戰略欺騙，攫取地區經濟領導權

美國宣揚“推動印太繁榮”，稱將“促進投資，鼓勵創新，加強經濟競爭力，重建供應鏈”，“確保太平洋兩岸的公民都能從歷史性的經濟變革中獲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讓外界卸下對“印太戰略”軍事內涵過重的擔憂，并把對華遏制引向“經濟冷戰”的方向。美國利用“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印太經濟框架”“藍色太平洋伙伴關系”等平臺，圍繞供應鏈、關鍵和新興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數字貿易、網絡安全等，與盟伴的協調日益密切。但此類合作特別是“印太經濟框架”，不涉及市場準入和關稅問題，服務于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與相關國家希望提升經濟合作、實現疫后復蘇的關切南轅北轍。

美國宣告其“為保護國家安全利益，準備在經濟上付出代價”。但事實是，它不會根本放棄資本的逐利性，而是在實施戰略欺騙，貫徹“我安全，你讓利”的“贏兩次”思路，誘使亞太地區國家做出符合美國利益、但會傷及自身利益的選擇。例如，美國在編織反華經濟、科技制度體系的同時，對盟伴提出高標準、高要價，乃至采取脅迫、強制等手段，施壓盟伴的關鍵企業向美國政府提供機密數據，赴美投資或將生產工廠搬遷至美，不對等向美國開放市場。這本質上是要求亞太國家出錢出力，幫美國維護其在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和主導地位，扭曲了亞太地區的經濟生態。

以“普世價值觀”為包裝，推銷“家法幫規”

美國表示，將“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更新國際體系，使其更好地應對21世紀的挑戰”；并稱“印太戰略”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而是塑造中國的戰略環境，在全球建立起一種影響力平衡，以最大限度利于美國及其盟伴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然而，美式“普世價值觀”無論作為政治理念還是政策主張，從來都不是普遍共享或中立的。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實為美國拉攏盟友、排擠打壓中國的工具，完全背離了世界上唯一的基于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國際秩序。

美國聲稱支持地區國家“作出獨立政治選擇的能力”，但它挑撥破壞地區國家間的團結協作，迫使地區中小國家承受體系壓力，誘導它們選擇對美“一邊倒”。美國常說，不要求相關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但需要他們支持美國，因為如果不共同采取制裁、出口管制等措施，將達不到美國的預期目的，實際上給出的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此外，美國為“小院高墻”“友岸外包”“去風險”、供應鏈重組等新“幫規”賦予安全和價值內涵，將這些新元素注入“印太戰略”之中，并臆斷地區國家的跟隨，幻想中國的“屈服”。

總的看，“印太戰略”敘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蓋戰略目的、實施戰略欺騙的作用，但美國的言行不一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圖是塑造一個以聯盟關系為基礎、以美國主導的安全格局為導向、以遏制中國為主要目標的美國霸權秩序。這項戰略無視中國、美國與亞太國家關系的歷史，無視地區國家間交往的全貌，無視相關國家與美國“印太愿景”的根本差異，其結果注定將是徒勞的。

（作者：沈雅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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