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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群體不斷增長，構成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方式。總體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圍繞農民工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法律和政策體系，解決了快速發展條件下農民工有序融入城鎮的問題。當前農民工所面臨的問題，既有全球進入動蕩變革期，農民工失業風險加劇問題，又有地方性的政策執行問題，影響農民工的公正感。

資料圖 圖文無關

【資料圖】

當前新生代農民工成為農民工主體，他們陷入過快城鎮化帶來的“透支”困境。過去10多年，中西部的縣域城鎮化率上升得特別快。在人口大縣，因農民工涌入縣城購房，房地產開發十分繁榮，縣城平均房價在3000~5000元/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至少要花費農民工家庭7~10年的務工收入。

進城加速和地方政府積極的城鎮化政策有關。為了把商品房賣出去，政府設法把縣域優質學位和商品房綁定，形成了典型的“教育新城”開發模式，部分地區將之作為城鎮建設經驗，本質是希望進城購房農民工支付新城開發成本。農民工進城購房，一般需要銀行提供抵押貸款，數量從十多萬元到三五十萬元不等。債務的不斷增加成為近十多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區別于老一代農民工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負債透支困境下，縣城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生計更加脆弱了。失業的農民工變得慌張和焦慮，不如原來從容。他們負債幾十萬元，已經回不到原來的生活方式，或者說已然無處可退。他們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帶來的失業愈發敏感，社會安全感、公平感降低。

老一代的50后農民工的勞動權利曾遭遇新的排斥，國家正在努力糾正一些地方的“一刀切”做法。比如說，近年來，多地發布建筑業超齡農民工“清退令”。在政府看來，“清退令”初衷是好的，即保護超齡農民工的安全。問題在于，以風險最小化為初衷的“超齡”農民工“清退令”不僅影響建筑業勞動力供給，而且侵害了老年農民工的勞動權利。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主要從事建筑業。建筑業農民工中，即使60歲以上的老年農民工只占10%，也超過500萬人。由于建筑業難以補充年輕農民工，這一規模未來還會進一步增加。他們有勞動能力，有務工訴求，一直活躍在建筑工地上，被強制清退后，農民家庭收入降低，也對農民工積蓄養老資金不利。

在城鎮正規就業市場，普通勞動者超過60歲（女性超過55歲）即視為“超齡”，按規定要“退休”。然而，建筑業農民工是典型的非正規就業群體，他們一般沒有參與城鎮職工保險，預期干不動后，回鄉村養老。在農民工的概念里，只要身體條件允許，就不存在“超齡”退休問題。農民工年老了，他們還有意愿勞動，他們最需要的是勞動權利和勞動便利。從民生福祉出發，政府不應當用行政強制的方式“清退”他們，而是應當在工傷保險、安全培訓、安全監管、欠薪治理等方面給予更多、更人性化的支持。這不僅有利于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且有利于在風險防范與勞動權益保障之間保持平衡。

一些地方“三農”政策的城鎮化思維損害了農民工的村莊退路。從宏觀上來講，作為社會現代化一部分的城鎮化是不可逆的。而從單個農民工的角度，城鎮化是可逆的。需要可逆城鎮化、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安排，讓農民工在城鄉之間可進可退，這也是國家堅持的政策精神。然而從實踐來看，農民工可進可退的城鎮化道路可能被以各種名義人為阻斷，造成社會穩定問題。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前些年一些地方的“農民上樓”運動。從長期調查來看，有些農民上樓運動的效果并不是振興農村、富裕農民，而是劣質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背道而馳。盡管農民家庭日益依賴非農收入，然而農業農村對于他們依然是很重要的。在農民家庭分工中，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而老年勞動力則主要從事農業，他們需要與其收入、就業方式匹配的居住方式。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農民工面對失業變得日益脆弱，如果此時返鄉的退路又被中斷，政府很難有能力兜底，那么千萬失業又失地的農民就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基礎。

當前農民工成功融入城鎮的主要制約是農民工的就業層次，宏觀上又和我國產業結構相關，和農民集中居住的程度和方式無關，因此國家要堅決遏制盲目的激進城鎮化的沖動。

（作者為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標題：當前農民工的“獨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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