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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采訪多位職場性騷擾受害者】近日，知名編劇史航被曝性騷擾一事引發社會熱議。隨著事件不斷發酵，更多“受害者”站出來發聲，指控史航曾對其進行性騷擾。史航兩度發文辯駁，并貼出與部分當事人的聊天記錄，稱“情況不屬實”“不存在性騷擾，我和幾個當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包括有過穩定關系的前任”。

實際上，有關性騷擾特別是職場性騷擾的話題近年來始終熱度不減。很多人在不恥、指責職場性騷擾的同時，也困惑于人際交往和性騷擾的邊界是什么？有的當事人被性騷擾后因種種原因隱忍不發，有的當事人則因為沒有證據而感到難以維權。如何減少乃至杜絕職場性騷擾，成為一大社會課題。

(資料圖片)

職場性騷擾如何發生，怎么定義？受害者如何維權？怎么依法規制性騷擾行為？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評論我的身材長相，有意無意、時不時進行肢體接觸，利用上司身份要求我喝酒，甚至還叫我晚上陪他去看電影。我拒絕后，被批評‘現在年輕人不懂得職場規矩’。”“00后”職場新人周寧入職遼寧一家公司不到一周，就感覺遭遇了職場性騷擾。

“怎樣才能在保住工作的同時，讓對方知道不可以這樣對我？”這個問題，周寧在接受采訪時前前后后問了《法治日報》記者3次，她還沒有和父母說起這件事，怕他們擔心。如果無法解決這一問題，是自認倒霉辭職走人還是奮力反擊，她也沒有考慮好。

周寧的經歷并非個案。公開報道顯示，職場性騷擾問題長期存在，很多女性都不同程度遭遇過。沉默還是爆發？是一道難題。

近日，記者采訪了多位遭遇過職場性騷擾的當事人，以期通過她們的經歷，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

任何人都可能成受害者

在很多人眼里，宋巖的上司是個“老好人”，人畜無害——50多歲頭發花白，總是笑瞇瞇的，夫妻恩愛，女兒在國外讀研。

但宋巖知道對方的齷齪。

宋巖本科畢業后入職甘肅一家公司，有一次，她工作中有點小差錯，被上司痛罵了一頓，然后上司又向她道歉，安慰她并聊了會兒家常。這之后，上司經常將宋巖叫到辦公室，“給我看他寫的毛筆字、分享一些所謂美照，其中還有女性裸著上半身的照片”。

“其間，我一直安慰自己，甚至可以說是祈禱，自己多心了，這都是領導對年輕員工的‘愛護’。”宋巖說，可糟糕的事還是發生了，一個周末，上司帶她參加飯局，她被要求喝了點酒，上司則喝了不少酒，飯局結束后司機開車送他們回家，在后座，上司開始動手動腳，她激烈甩開，動作幅度很大。

“覺得特別惡心。”宋巖說，經過一夜激烈的思想斗爭，她第二天便辭職了。

多位受訪者向記者反映，在職場中，開黃色笑話、言語挑逗、性暗示是比較普遍的言語性騷擾，這種性騷擾形式多發生在平級同事之間，或上級對下級的試探。而以行為方式進行性騷擾通常發生在上下級之間。

對于言語性騷擾，包括宋巖在內的多位年輕的受訪者稱，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這屬于職場性騷擾，只是覺得很尷尬，后來隨著閱歷增加才反應過來。

一位遭受同事言語性騷擾的受訪者說：“有男同事經常當著她的面開黃腔、講葷段子，有的葷段子當時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后來有女同事提醒才明白過來，非常惡心，讓人難以接受。這明顯屬于職場性騷擾了。”

飯局往往是言語性騷擾的多發之地。北京的黃女士告訴記者，有一次部門聚會，一名男同事夾著桌子上的菜說吃了有壯陽功能，“晚上回去大戰三百回合”“床也受不了”等，“我覺得很尷尬，假裝沒聽懂，那名男同事竟然指著我說‘你一定聽懂了吧，你最懂了’，弄得其他人哄堂大笑，我惡心的不行。”

對于行為性騷擾，有受訪者稱，個別男領導對女同事有摸肩、拍背等行為，讓人特別不舒服。更有甚者，喝了酒后把手放在女同事大腿上。

調查中，記者注意到，受訪當事人大多稱不止經歷過一次職場性騷擾。所有受訪者一致認為，被性騷擾，不在于長相、外表、穿著，很多職場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騷擾。

“我一直以為，我屬于‘長得又不好看，誰來騷擾我’的類型。直到被同事性騷擾，才發現性騷擾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名職場女性身上。”一位受訪者如是說。

騷擾產生陰影揮之不去

辭職后的宋巖，決定考研，“第一次工作就遇到這種事情，讓我對職場充滿恐懼”。可即便兩年過去了，正讀研的她見到“上年紀的矮胖男子”，仍然會不自覺地后退。

泰和泰（重慶）律師事務所律師何懌晨曾多次在網絡平臺上普及職場性侵害維權知識，并接觸過不少此類受害者，她告訴記者，職場性騷擾通常有以下幾種情形：發送不恰當的照片或者文字騷擾同事或者下屬；在飯局上，故意講一些充滿性暗示的笑話，勸酒后趁機動手動腳；利用出差的機會，制造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晚上叫去房間以商討工作事宜為名實施騷擾；上級利用職務優勢，逼下屬就范，如果不從就實施打壓。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遭遇職場性騷擾時，有的受害者會選擇沉默、息事寧人，有的受害者積極收集證據、等待時機，有的受害者以暴制暴、強烈反擊。但不論怎樣，職場性騷擾都會在受害者心中形成陰影，這些陰影可能會導致受害者對所在公司、行業、群體產生反感，甚至恐懼。

多位受訪者告訴記者，在遇到言語性騷擾時，一開始“不知所措”，之后難以釋懷。對于行為上的性騷擾，比如輕微摸碰、拍打，則極為反感，但一些人礙于領導、下屬的級別差異，會躲開并婉言提醒“這樣的行為不合適”，也有一些人因肢體騷擾而直接選擇離職，“因為無法想象日后工作時一次次面對”。

作為曾經職場性騷擾的受害者，劉萍認為逃避不是好辦法，她深有感觸地說：“對于言語性騷擾，如果你光是翻個白眼，他會認為你在欲擒故縱，可能下次變本加厲，因為黃色笑話等言語性騷擾是職場性騷擾者一種‘服從性測試’、一種試探。”

“遇到這種情況，就該直接反擊，你不教訓他，他就覺得沒什么，得寸進尺。”劉萍說，遇到行為性騷擾更應當反抗。

甚至有受訪者稱，為避免職場性騷擾，用極端的方式保護自己。一位從事市場營銷工作的受訪者稱，接觸酒局比較多，自己散播自己有隱疾、一直吃藥等謠言，讓別人不敢騷擾她。

證明被性騷擾仍有難度

考上研究生后，宋巖將自己被騷擾的經歷告訴了父母，父母的態度截然相反，媽媽覺得事情已經過去了，息事寧人得了，爸爸則認為應該收集證據進行舉報，讓對方付出代價。

宋巖也想舉報，但苦于沒有證據。

“平時通過社交軟件聊天時非常正常。他動手動腳時，我只是反抗了，但這個過程沒有音視頻記錄。我用什么舉報呢？”宋巖說。

實際上，感覺遭遇性騷擾后，周寧曾找到公司的人力主管，隱晦地提出“如果我在工作期間受到權利侵害應該找誰”？對方稱應該先找直屬領導，不能解決再說。“這讓我感覺找人力部門也沒什么用。”

多位受訪者稱，不是自己軟弱，而是苦于沒有證據，最終選擇辭職。還有受訪者提出，當職場性騷擾沒有惡劣到一定程度，找誰維權是個問題？現實中，由于職場性騷擾難以定性、取證，如果證據不足而大肆宣揚，容易被認為“小題大做”。

“證據不足，你甚至可能被反咬一口，被其他人編排成段子。”一位曾遭受上級部門領導性騷擾的受訪者告訴記者，自己最終選擇了報警。

同時，一些人之所以選擇沉默，是考慮到同事、親屬怎么看待自己的問題，一方面怕家人擔心自己，另一方面也怕他們誤解自己，認為自己不務正業、社會關系混亂。

“當我鼓起勇氣和爸媽說我被領導性騷擾了，我爸媽只是讓我保護好自己，換個工作，并不支持我報警或聲張，怕影響我的名聲。”一位受訪者說，這樣的態度讓她感到“委屈”和“不能接受”，她更需要的是鼓勵和支持，給予反擊的勇氣。

“根據調查，職場性騷擾的發生率較高，而投訴數量非常少，投訴以后真正立案的更少。”北京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主任李瑩坦言。

多位受訪者表示，在遭受職場性騷擾后，所在單位制定的防止性騷擾制度并沒有讓自己感覺到“被支持”。“雖然有求助渠道，但是求助渠道中很多內容都是程式化的，給人很冷漠的感覺，被性騷擾，普通員工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而相關制度規定并沒有體現出人文關懷。”周寧說。

“遭遇職場性騷擾可以通過法律渠道捍衛自身權益，但面臨舉證難的困境，特別是肢體行為上的性騷擾，不同于文字或圖像有電子留痕，且往往在突發狀況下發生，比較隱秘。”何懌晨說，部分受害人也缺乏證據收集意識，尤其在職場，受害者面對地位更高、資源更多一方的性騷擾時，通常無法強烈拒絕，甚至無奈和加害者“有說有笑”等，這些都是性騷擾案件證明困境的體現。

（文中性騷擾受害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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