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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第二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頒獎典禮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經授權，澎湃新聞刊發獲獎作者所撰寫的自述文字，向讀者講述其作品內容及創作思路和過程。

獲獎作品

：苗潤博：《〈遼史〉探源》，中華書局，2020年

(相關資料圖)

作品簡介

：元修《遼史》是有關契丹王朝歷史最基本、最權威的文獻，本書的核心工作即在于探索這部重要典籍的文本來源與生成過程，學術旨趣與實質貢獻主要有三。其一，系統深入地考證了元修《遼史》各部分的文本來源、生成過程、存在問題及史料價值，呈現出《遼史》本身的生命歷程，尤其注重對元朝史官編纂建構的敘述框架加以離析，開辟了全新的問題空間。既在相當程度上批判乃至顛覆了既有遼史研究的框架，又有望成為新探索的起點和基礎。其二，將《遼史》放置在整個中國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變的大背景下，凸顯其所具有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意義，反思正史的經典性，對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細作具有示范意義。其三，透過《遼史》這一典型個案，對傳統的史源學研究作方法論層面的反思，展示出歷史學視野下文本批判的新路徑。始于《遼史》而不止于《遼史》，是書中一以貫之的追求。

《〈遼史〉探源》（以下簡稱《探源》）出版將近三年了。關于這本小書的核心關切和寫作過程，我曾在緒言、結語及后記中有所交代，后來又在《上海書評》的訪談

《〈遼史〉與史源學》

中做過補充，差不多算得上“題無剩義”了。這次有幸奉到“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組委會的命題作文，再談此書，一時間竟不知從何說起。思量再三，決定稍稍跳出拙著，簡單聊聊與之相關但又多少有些距離的幾點感想。

一、“是非”與“源流”

《探源》一書的寫作，依托于此前參與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的修訂工作。如果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二十四史的第一次點校，確立了當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規范，那么2007年啟動、至今仍在進行中的修訂工作，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學術研究范式的轉型。在我看來，這一轉型或可大致概括為：從是非式校勘到源流式校勘，從是非性考證到源流性考證。

傳統校勘學多注重軒輊異文，判別正誤，做出非此即彼的裁斷，或對底本不足處加以改動，或“不主一本，擇善而從”，努力恢復盡善盡美、惟一正確的理想文本。隨著修訂工作的深入，我們愈發深刻地認識到，諸多看似舛亂、不夠“正確”的文字，未必是后世流傳之訛誤，而很可能指向創作者當時無意間留下的文本縫隙。對于這類問題，不僅不宜貿然校改，還可以此為突破口，窺見相應文本的資料來源與編纂過程。《探源》對于《遼史》各部分的討論多建立在此類源流式校勘實踐的基礎上。

舉一個小例子。《遼史·太祖紀》與《兵衛志》都臚列了阿保機陞任契丹可汗以前的早期戰功，記事基本相同而紀年體系迥異。前者稱“唐天復元年（901），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為本部夷離堇，專征討”，繼以“明年”復“明年”的形式縷敘戰功，直至所謂“太祖元年（907）”；后者則稱“遙輦耶瀾可汗十年，歲在辛酉，太祖授鉞專征”，其下系“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云云。中華書局點校本及修訂本均以同書《世表》《儀衛志》曾記耶瀾可汗事在唐武宗會昌年間（841—846），斷定《兵衛志》系年有誤，當以《太祖紀》為是，論者多從其說。不過在我看來，這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孰是孰非問題，而應從文本生成的角度加以解釋。二者內容大同小異，只是紀年方式不同，一個以耶瀾可汗紀年，另一個則以痕德堇可汗紀年，說明在元朝史官所見原始資料中并沒有出現可汗紀年的形式，而僅有唐朝年號及干支紀年（如作唐天復元年，歲辛酉……明年……明年……明年……）。也就是說，關于天復元年辛酉歲對應遙輦時代契丹的哪一任可汗，元朝史官實無定見，且因分頭纂修，未及統稿，負責《兵衛志》的史官系之于耶瀾可汗十年，而主修《太祖紀》者則以其為痕德堇可汗元年，同為編撰之時所增入，恐怕都沒有太充分的證據。參考五代時期史籍可知，天復元年契丹可汗確為痕德堇（欽德）而非耶瀾，然其任職期限應始自光啟年間（885—888）而至于天祐三年（906），約二十年，并非天復元年方才即位。由此看來，《太祖紀》與《兵衛志》的兩種系年皆不無問題，單純的是非校勘顯然無法解決。這種矛盾與混亂實際上反映出元朝史官所據史源關于遙輦可汗世系的信息十分匱乏且語焉不詳，《遼史》相應記載的可靠性亦有待系統地重檢（如上文所稱《世表》《儀衛志》關于耶瀾可汗時代的記述亦皆為元人新撰，本身就未必可信）。

不難看出，源流式校勘與源流性考證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所謂源流性考證，除了文獻本體的生成過程，還應充分考慮歷史敘述的演化過程。在研究一些重大的歷史關節時，面對不同文獻乃至不同系統之間的記載分歧，如僅著眼于史料的截面或者說現存的終端文本，往往會認定二者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忽略了歷史敘述本身可能存在的前后變化，既往關于契丹開國年代、阿保機即位方式等問題的討論即是此類典型。如果從動態、生成而非靜態、現成的角度加以重審，看似不同的歷史敘述未必始終方枘圓鑿、難以融通。與此相關聯的是，如果在是非性考證的基礎上，增加源流性考證的維度，則會有助于從看似確定無疑的單一線性敘述中剝離出原本復雜多元的圖景，提出全新的歷史學問題，這也是《探源》實現由文本批判進入史學研究的基本路徑。

說到“源流”，從章學誠的《校讎通義》到張元濟的《校史隨筆》，再到陳垣的“史源學實習”，都曾有過不同程度的涉及。不過仔細揣摩就會發現，前賢所述校勘、版本以及史料學方面的源流，重在“源流有別”，即區分文字優劣、版本高下和史料原始與否（如通常所說的一手或二手材料等），落腳點仍然在于價值評判，在于如何利用。現在看來，這樣的源流意識顯然是不徹底的。《探源》中所稱“文獻源流”概念的核心在于將文獻看作有機的生命體，“文本”首先是文獻本身，其背景、來源、纂修、結構、抄刻、流傳、被接受、被改造等各個環節都可以作為剖析的對象，每一個文獻環節背后都牽涉到實際的歷史情境，包括整體的文獻環境、具體的人書互動關系乃至宏觀的書籍社會史圖景，連貫起來就是文獻的生命歷程。換言之，文獻源流本身在學術意義上是獨立的、自足的，并不依附于使用者的價值評判，亦未必需要舍流而從源。

二、“史料熟”與“文獻熟”

“史料熟不等于文獻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斷代，而文獻熟則是一種整體的感覺。一旦文獻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從容處理。”這是先師劉浦江教授多年前的教誨，曾由筆者記錄在《走出遼金史》一文中。近年來，不止一位學友問到，這段話究竟是何義涵，史料熟和文獻熟到底有何不同。其實，我自己也一直在研究實踐中不斷增進對此說的理解，《探源·結語》中所強調的“碎片”與“整體”的區別，某種意義上正是在這一脈絡之下的延伸思考。

在劉師原本的語境中，史料熟和文獻熟最直觀的差異在于斷代與通代的分野，是外在格局、氣象的不同，除此之外，二者內在的核心區別還在于研究本位與路徑的不同。所謂“文獻熟是一種整體的感覺”，并非要求讀遍歷代之書，而是要對文獻的本質或者說文獻本體有一個貫通的把握，理解其生成、衍化的機制和通例，特別是文獻內在的復雜性、豐富性及約束性。而“史料”一詞本身就隱含著為我所用的取向，由此產生的史料學主要介紹研治某一斷代史應該看哪些書，某一部書中有哪些內容可以用來分析具體問題。在此脈絡下，“歷史（史籍、文獻）被作為供史家采摭、篩汰、利用的材料（對象），其中呈現出的邏輯主體是史家而非文獻本身，先天就可能隱含著史家主觀方面的工具性、功利性訴求。（《探源·結語》）”由于對材料所在文獻母體缺乏關照，孤立、零散地利用成為常態，這種漂萍式的碎片感可能會令研究者忽視文獻源流本身所具有的規定性，增加文本解釋的隨意度和自由度。

此類情形在傳統文史研究領域屢見不一，譬如近來被重新熱議的《滿江紅》真偽問題，前人的某些具體論斷就可以從上述視角加以審視。或以清初沈雄《古今詞話》及康熙朝《欽定歷代詩余》等書所引陳郁《藏一話腴》論證該詞已見宋人記錄。按傳世諸本《藏一話腴》皆云：“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門，功無補于涓埃……（引者按：以下亦為表文內容，不錄）’”從中可以看出，陳郁原書僅分段摘錄岳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全然不及其他，而《古今詞話》相應條目則作：“《話腴》曰：武穆《收復河南罷兵表》云：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遠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故作《小重山》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指主和議者。又作《滿江紅》，忠憤可見，其不欲等閑白了少年頭，可以明其心事。”除了原書即已節錄的《罷兵表》，還多出有關《小重山》《滿江紅》二詞的評說。有論者以此條全為沈雄引《話腴》之文，故將《滿江紅》云云視作宋人佚簡。這樣的論據恐怕是站不住腳的，癥結正在于只盯住史料碎片的內容，而對其所在文獻本身的大體、通例缺乏關照。通覽全書可知，《古今詞話》采用引述資料與沈氏評斷相結合的形式，惟所引前人論說與作者自家心裁之間常無明顯區隔，多有混雜，讀者稍不留神就會被其誤導。上文所引《話腴》至“故作”前實已截止，內容與今本無異，其后多出的文字實乃沈氏自道，而與陳郁原文無涉。然沈書影響甚大，《欽定歷代詩余》等后出之書多以之為據，終致陳陳相因，積非成是。倘若從文獻大體著眼，這其實只是一個標點斷句的問題。

又如清人潘永因《宋稗類鈔》曰：“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最工。武穆有《滿江紅》詞云：‘怒發沖冠……（引者按：以下全載其辭，不錄）’”潘氏此條未標出處，有研究者因開首“最工”以上文字略見羅大經《鶴林玉露》，而推定此條全部出自羅氏書的另一版本，亦可為宋人已見《滿江紅》之一證。按此說亦屬單獨拎出孤立史料，而全未顧及《宋稗類鈔》及《鶴林玉露》兩部文獻本體的約束性。翻檢《宋稗類鈔》不難發現，潘永因抄書并非拘泥于每段記載止錄一部文獻，而常常會將出處不同但內容相關的資料雜糅、拼接在一起，此亦合古人抄書之通例。同時，《鶴林玉露》原本十八卷具存，《永樂大典》引文皆見今本，知其至少自明初以來即無散佚，又怎會偏偏到作《宋稗類鈔》時憑空橫生出一段他人未見的文字？《滿江紅》云云顯系潘氏據明后期以來通行文本所補。這一案例生動地反映出，源頭文獻的流傳過程與最終文獻的編纂過程，一縱一橫，構成了文獻源流分析的基本坐標（詳細論述見《〈遼史〉與史源學》），其中所蘊藏的實實在在的約束力，規定了學者不能根據研究需要而擅為損益。文獻自有義例在，說的正是這種整體的感覺。

文獻熟的整體感當然需要在不斷積累中逐步確立、強化。前賢多以熟讀先秦典籍為積累文獻根基之要途，誠為確論，不過就個人體會而言，閱讀明清以后書似亦十分必要，因為參證資料越多元，細節越復雜，約束性條件就越明顯，自我馳騁的限度也就越容易把捉。況且這一時期的很多文獻具備深入分析背后歷史情境的充分條件，有的甚至尚未被從原生的脈絡中抽離出來，此類個案無疑會深化我們對于人書互動關系的體認，攜此認識再來反觀前代文獻就會有更審慎、切實的感覺。從這個意義上講，《四庫全書總目》的確是一個絕佳的訓練場，除了歷來所稱治學津逮、按圖索驥的功能外，《總目》本身的生成過程，尤其是其間所用種種精微細致的編纂技藝及寬闊廣博的社會歷史背景，集中呈現出文獻生命歷程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有助于從根本上理解文獻內在的源流脈絡。

三、個案與方法

如果說源流式的校、證實踐與貫通性的文獻理念，構成了《探源》一書的學術底色，那么個案的典型性與方法的適用性則是在此之上關心的核心問題。

我曾嘗試從三個層面總結《探源》的研究旨趣：“其一，系統深入地考證元修《遼史》各部分的文本來源、生成過程、存在問題及史料價值，呈現出《遼史》本身的生命歷程，尤其注重對元朝史官編纂建構的敘述框架加以離析，開辟出全新的問題空間。其二，將《遼史》放置在整個中國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變的大背景下，凸顯其所具有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意義，反思正史的經典性，推動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細作。其三，透過《遼史》這一典型個案，對傳統的史源學研究作方法論層面的反思，探索歷史學視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徑。（《緒言》）”具體的實現情況，當然由讀者來批評，不過“始于《遼史》而不止于《遼史》”，確實是寫作此書過程中力圖一以貫之的追求。

近嘗撰文提到，目前分科斷代治史的模式和格局，未必具有天經地義的合理性，而更可能是學術傳統遭遇現實政治擠壓后的產物（《“四把鑰匙”與治史格局》，《讀書》2022年第11期）。斷代研究可以呈現歷史的剖面，訓練深入史料的技能，但不應成為自我設限的藩籬。研究者的首要著力點當然在于個案的處理，展現真切的歷史場景與演變脈絡，但透過個案去探討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問題，摸索互通性的方法，進而照亮整體歷史的面貌，亦是好的個案研究的應有之義。能否真正跨越斷代藩籬，嘗試通貫的思考，關鍵之一或許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是否足夠尖銳，所選擇的個案是否足夠典型。

就探討正史的文本生成問題而言，《遼史》大概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史料地位足夠重要。《遼史》一部書承載了契丹遼史研究九成以上的資料來源，奠定了整個斷代領域的基本認知框架，剖析《遼史》本身就是在從根本上沖擊既往的研究體系。其次是文本足夠粗糲，留下的縫隙足夠多。元修《遼史》成書倉促，且素材匱乏，須新作大量的二手文本，拼湊雜糅、捉襟見肘之間破綻百出，為拆解工作留下較大的發覆空間。再次是質證材料相對豐富。唐五代宋金元明乃至高麗文獻中均存有與分析《遼史》文本來源直接相關的記載，特別是宋元文獻輾轉保存的遼人著述如趙至忠《虜廷雜記》、史愿《亡遼錄》等書之片段，正構成對判明源流至關重要的樞紐性文本。以上三者，孤立地看，或許亦分別適用于其他正史，但若論集三方面特點于一身，則恐無出《遼史》之右者。這種獨特的綜合屬性正是《探源》所處理個案的典型意義，也是得以對史源學方法有所反思、有所更新的內在依憑。

通常認為，中文語境下的“史源學”最初由陳垣先生提出。這在當時只是一種訓練學生的手段：清人引了某條材料論證某個史學問題，陳垣就讓學生去查證原書，發現清人引材料很不老實，往往會曲解文義。可見史源學的最初功能就是驗證對錯、不被人誑，并沒有變成一種自覺的研究方法。后來人逐漸發揚光大、提煉總結，使得史源學似乎具有了某種方法論的色彩，即做研究要用原始材料，二手材料不能隨便用，要找到其來源。截至目前，史源學研究的主體路徑還是一條一條地追索材料來源。從碎片式的挑錯到碎片式的溯源，其中的思維邏輯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史料學的取向，即將史書看作一條一條供史家采摭的材料。

從實際效果看，史料學框架下的史源學研究可能存在三方面問題：其一，在可以找到文字類似的參證材料時，往往籠統依照不同文獻的時間先后，論定其間存在直接線性的傳抄關系，而忽視了同源異流或者存在“中間文本”的可能，原本更為復雜的文獻脈絡與歷史情境由此遭到遮蔽。其二，對于缺乏現成、大段參照文本的情況，孤立的溯源往往會服務于研究者的論證目的，一條材料對論證有利，就使勁往早期的、可信的來源上靠，很少考慮文獻編纂時能否用到、是否真正用過這種原始資料；如果不利于論證，就盡量把它的來源引向相反的方向。這種碎片式的史料溯源具有相當的隨意性，因為主動權始終掌握在研究者手中。以上兩點的共性在于，缺少了對文獻源流的通體關照，不清楚史書作者當時實際的書籍環境和編纂技藝，研究結果就很難得到有效的驗證。其三，如果僅將文獻看成一條條史料，做出真偽、正誤、價值高低的判斷，可能導致對于文本本身的結構、層次和縫隙反而缺乏省思，對整體的邏輯脈絡不夠敏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經意間為其中隱含的敘述框架所左右。這一點對歷史學研究的影響尤為深廣。

關于《探源》所摸索的史源學的新路徑，《結語》與《〈遼史〉與史源學》中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說，此處僅稍作總括。宏觀而言，是從史料取向到文本取向、從碎片到整體的轉型，是對文獻源流本身與歷史權力話語兩個層面的拆分；中觀而言，是對文本結構、文本單元、文本層次、敘述框架的強調；微觀而言，是“同源異流”與“線性傳抄”的對舉，“中間文本”的突顯，“文本縫隙”的發現等等。倘若這些探索可以為正史文本分析乃至史源學、文獻學的更新提供某種橋梁或曰對話工具，則幸莫大焉。就我個人而言，上述方法層面的嘗試專屬于《探源》，亦未打算將此推展到對其他正史乃至其他文獻的分析。時常向往這樣一種理想的學術狀態：研究者每完成一部著作，每處理一樁典型個案，都能首先提出獨屬于該個案本身的問題與方法，而不是用全新、獨立的個案去驗證、填充既有的研究范式——竊以為這正是從根源上避免陷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泥沼”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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