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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張柳

明永樂元年（1403）正月，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其長官被稱為順天府知府。

(資料圖片)

《明實錄》記載，到了永樂十年（1412），升順天府為正三品官制，升知府張貫為府尹。此后，順天府長官名稱改為府尹，如《明實錄》所載，第一位順天府府尹是安徽靈璧縣的張貫。

現存明清順天府大堂

有明一代，順天府尹約120位，他們中有的廉潔奉公，有的詼諧多智，有的出身書香門第，有的以武顯名。

萬歷年間的沈應文就是其中一位。

應文而生 家族厚望

沈應文（1543—1627），字征甫，號雷門，紹興府余姚縣雙雁鄉半霖（今余姚市蘭江街道磨刀橋村）人，民籍。

余姚沈姓是大姓，相傳周文王第十子聃季就封于沈國，其后遂以國為氏，今江南一帶的沈姓都是聃季的后代，又有“江南無二沈”的說法。余姚當地有沈灣沈氏、半霖沈氏、云樓沈氏、蘭風沈氏等多個支派，沈應文家族為半霖沈氏。因其始祖遷居余姚城南半霖村（今屬蘭江街道）而得名。

據沈應文家譜記載，沈應文的父親沈譜，篤志力學，無問寒暑，弱冠從父游京師，補京兆弟子員。因為不是順天府當地生員，遭到排擠，甚至被奪籍，無奈回到原籍余姚。當年冬天，沈譜夢見一個偉丈夫化為嬰兒，自稱是文天祥，托生其家，醒后得子，于是給兒子起名“應文”。故事聽起來有些玄幻，但也不難看出沈家重視科舉，對沈應文寄予厚望。

沈應文也不負眾望，先是考中浙江鄉試第七十五名，之后中會試第一百五十九名。隆慶二年參加殿試，其中第三甲共三百二十三名，賜同進士出身，沈應文為第二百一十五名。據《隆慶二年進士登科錄》記載，他當時二十六歲，可謂青年才俊。

隨后，沈應文被授予官職，擔任過安徽池州、山東青州兩地推官，又擔任過江西按察司副使、廣西參政、廣西按察使、廣東右布政使和江西左布政使，由一地主管刑名的法官，直至一省大僚。

他為政聲望很好，斷案簡明干脆，十分干練。池州推官任職期間，曾經為無名徽商伸冤，“有徽商被殺，無主名，應文行部，青陽鴉數百繞輿飛噪，應文曰：‘此間有逆旅乎？’牽其人詰之，果得殺商者。”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時，沿江盜賊猖獗，沈應文將其招為己用，設置二千艘梭船，讓他們自行編制，成為一支政府正規隊伍。年終，用勤勉、怠惰與否對其進行評判。盜賊得了營生，有了活路，政府多了一支巡江隊伍，一舉兩得。

京師為官 瑕不掩瑜

萬歷二十一年（1593），沈應文由江西調任至京師，任順天府尹。明代京師治理之難，讓地方官叫苦不迭，豪俠無賴、紈绔勛舊，匯集于此，令行不能禁止，浮奢之風彌漫。沈應文在任職的兩年時間內，稽查順天府各部門和官吏們的賬目，采取一些措施，倡導社會良好風氣、平反冤獄、治理橫行不法者，收到不錯的成效，北京城內出現一片清明的社會風氣。

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逾花甲的沈應文進入中央機構，擔任刑部右侍郎，當年又署工部印，掌管工部事務。并不是因為他政績突出，特別能干，而是萬歷皇帝此時已經怠政多年，不僅政務不理，官員任命也能拖則拖，搞得很多官員都封印以求卸任。盡管沈應文不愿意來京師任職，但最終皇帝不準，他也只好從命。

從他在京師為官的一些事跡來看，還是頗有建樹的。比如，主持工部期間，萬歷三十四年（1606）黃河挑河之后，十五萬工費遲遲不下發，因為南京工部、戶部等部門將款項用于他途，致使工人鱗集河上，河臣惶惶無策。沈應文請求趕緊籌集錢款下發，以免橫生事端。也是在這一年五月，宣大總督楊時（寧）亨反映，北邊游牧民族對互市的絲織品質量很不滿意，甚至京城的賞賜也出現品質問題，再不想辦法挽回，恐怕會引起戰爭。隨后沈應文負責催促各省直撫和督造內官，嚴格檢查，深究根源。

萬歷三十四年（1606）六月，因黃河自郭煖樓人字口決口，漕臣上疏，工部經過商議，由沈應文向皇帝匯報了應對方案。同月，他又以工部侍郎的身份，請求停催浙江二十九年來增派的織造任務，可說是為百姓請命，減輕負擔。

審案、斷獄是沈應文的老本行，主持刑部工作期間，他也有不少善行、善政。萬歷朝著名的曹學程案，也多虧他從中斡旋。萬歷二十四年（1596），日本侵略朝鮮半島，史稱“壬辰倭亂”，御史曹學程直言日本并無議和想法，不要再對其冊封，觸怒萬歷皇帝，將曹學程下獄，整整關押了十年。官員們屢次營救，不但不成功，反而起了反作用，神宗一怒之下將曹學程改判“監后處決”，隨時有被處斬的可能。終于等到萬歷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皇孫誕生，大赦天下，沈應文趁機上疏請求對曹學程從輕發落。次年，他又找機會吹捧神宗仁慈，沒必要跟曹學程一般見識，同時聯系宮中的太監陳矩，請他幫忙說好話。此舉果然奏效，萬歷三十四年（1606）十月，神宗終于開了金口，將曹學程從死囚牢里放了出來，改為戍邊。

還有一件善政不得不提，經常被研究古代刑獄的工具書引用。明代每年遇到大暑，天氣炎熱，刑部都會進行“熱審”，對一些囚犯減輕刑罰，叫做“省刑”。但是萬歷三十五年（1607），熱審的請求還沒有回復，沈應文考慮到溽暑炎熱，讓法司將53名犯人轉移牢房，隨后才上疏說明情況。“方大暑省刑，而熱審矜疑疏未下。刑部侍郎沈應文以獄囚久滯，乞暫豁矜疑者。未報。明日，法司盡按囚籍軍徒杖罪未結者五十三人，發大興、宛平二縣監候，乃以疏聞。神宗亦不罪也”。溽暑時節，監獄土牢環境惡劣，瘟疫、疾病難免讓罪不致死的囚犯白白丟掉性命。沈應文先斬后奏，可能也是萬歷皇帝不理政事，被迫無奈才出此舉。

雖然沈應文施政絕大多數出發點都是為公，但這位英明的法官也有失誤的時候，比如讓人笑倒的“鄭汝礦割卷案”。鄭汝礦是浙江紹興人，和沈應文是同鄉。萬歷三十五年（1607）順天府鄉試，鄭汝礦也參加了考試。考試作弊一般夾帶，可這位鄭秀才過分了，他跟人串通，割人佳卷，從而高中。事發后，同謀共犯被判枷號、發遣，鄭汝礦只判了發遣。因為審判者沈應文“以同郡年家心宥之也”，因此重罪不免，但保留些臉面。刑科梁有年指責判得不公，事件公開后，改判鄭汝礦先枷號三個月，然后發遣。時人有詩諷刺說：“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里鉆。晝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蟄蟲咸俯日，出頭容易縮頭難”。一時傳為笑柄。沈應文在這件事情上顯然有失公正，為此他上疏引咎辭職。

盡管有些瑕疵，但縱觀沈氏京師為官所作所為，無論是治理順天府還是任職中央機構，仍然不失為勤勉練達，敢于作為。

參與修志 移風化俗

萬歷《順天府志》，是北京歷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雖然“草創荒略”，但其文獻價值仍然十分重要。其纂修者之一便是沈應文。

萬歷《順天府志》

該志纂修的發起者是謝杰，與沈應文在南京為同僚，曾一同辦理劉世延案。兩人又前后接管順天府。謝杰于萬歷二十年（1592）任順天府尹，在任時利用官府檔案編纂了一部分，隨后巡撫南贛調離，臨行，將未成之書交予府丞譚希思，譚氏又令所屬州縣上報資料，請大興縣城張元芳匯總編次，成書時，恰逢沈應文到任。于是便應譚希思之請，參與了一部分后期校正工作。雖然沈氏未曾選材定目，但他在序文中表達了對志書的深刻認識。

一方面，他認為志書有“驗治”即檢驗政府治理成效是否達標的功能，因此記載事物要與時俱進，反映現實。“府之有志，其昉于國史之遺乎？是故考時者證變，度地者閱勝，觀風者驗治，論世者定宗。”另一方面，他認為志書可以以俗化人，改善民風，告訴百姓官吏應該遵循什么，從而使風俗還淳。他在萬歷《順天府志》序文中，列舉京師及京畿一帶民風特點，進而指出“總之，慷慨悲歌，士沿桀驁之習，懻（jì）忮沉勇，人挾浮邪之風。剔蠹還淳，偕之大道，是在有司責耳。”天子設官建置的目的，不是要戰勝民氓，而是要安撫他們，像孔子那樣，教化四方之民，在順天這里擔任地方官的人，可以通過此志探求到為政化民之道。

除了萬歷《順天府志》，沈應文還主修過萬歷《新修余姚縣志》。同樣，也對風俗化人有深刻的見解。他說余姚這地方人文氛圍濃厚，文人們總寫，總談論，時間一長，流傳下來，久而久之，顯得沒“故事”的地方人文薄弱。又說，明興二百多年來，名士忠臣層出不窮，山川物產不會變，但是風俗移人大有徑庭。言外之意是，倡導什么，就會形成什么樣的風俗。因此不能像孔子說得那樣，沒有褒貶，靠以身作則來引導民眾行事公道，因為封侯者、中進士者后面，會有很多人追隨，古今一樣，所以要有一個道德的評判標準。

反觀萬歷《新修余姚縣志》，全書二十四卷，人物志占十卷，官師志、選舉志占三卷，整體而言，近一半篇幅都是在寫人。寫名宦，有整頓庶務、強毅敢任的朱豹、周鳴塤；寫鄉賢，有為人低調的丞相女婿李友直、表著忠孝的錢古訓；寫忠節，有手刃倭寇的杜文明、散家財招勇士御倭寇的謝志望；寫孝義，有興建義學的呂次姚；寫方伎，有不畏嚴嵩寧死不屈的御醫趙世美。凡此種種，無不彰顯鄉邦美德，人文精神。

天啟七年（1627）沈應文歸葬余姚黃山，謚號莊敏。在明代眾多順天府尹中，他并不是最突出的，但其任職京師，為政可圈可點，參與修纂《順天府志》，為順天府留存歷史文脈，值得為今人知曉。（責編：沈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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