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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手心梗16天未醒還被平臺扣款】2023年，杭州。1月，500件，1300公里；2月，962件，2300公里；3月1108件，2500公里。31歲的騎手黎安一直在想法子讓這些數字再增長一些，這意味著他能在這個城市里多掙一些，可以早點賺夠結婚的錢。

(資料圖)

為此，他從專送騎手轉為更靈活的眾包騎手，又從訂單量和配送費下降的白班改為夜班，再后來又變成了跑夜班加午高峰。

這一單一單跑起來的數字，在3月的最后一天戛然而止。2023年3月31日凌晨3點多，黎安在一家夜宵店等待取餐時突發心梗暈倒，呼吸心跳驟停。

昏迷16天后，他仍未醒來。

夜班

3月31日凌晨3點多，31歲的杭州外賣騎手黎安在一家夜宵店等餐時突然暈倒在地，后被診斷為因疲勞過度導致急性心梗，呼吸心跳驟停。出事時，他連續工作了5個小時，完成了32筆訂單，收入291.5元。

那是黎安在杭州做夜班騎手的第二個月，晚上9點50分左右，他會離開出租屋準備接單。

放在一個月前，住在隔壁出租屋的兩個騎手會和他一起出門，再各自開始跑單。楊明是其中一名騎手，從2021年4月至今年3月中旬他搬離前，他們三人在杭州市三里家園三區的群租房里當了兩年室友。

群租房里有5間臥室，楊明和另一位騎手合租一間大臥室，房間里帶有獨立衛生間，黎安單獨住在一個4平米左右的小臥室，常去楊明房間洗澡，三人關系親近。

騎手用餐基本都是外出接單期間解決，出門前，三人會各自簡單吃點東西墊墊肚子，有時干脆不吃東西就出了門。

3月30日晚班接單后，黎安的賬號記錄顯示，第一個訂單的取餐點是距他出租屋800米的一家奶茶店。22點03分訂單完成，黎安收到了5元配送費，與此同時，當天的3元保險費也被扣除。該保險為外賣平臺強制購買的眾包騎士意外險，由外賣平臺授權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代為投保，騎手每天只要接單，保險費就會被自動扣除。

黎安夜班跑單的路線相對固定，每次都是邊接單邊向杭州東站靠近，平臺分派的順路訂單也集中在該附近區域，平均每晚總共能接四十單左右。楊明說，黎安是老騎手，除了平臺每人一次派的五六個順路訂單，黎安經常能額外搶幾個，最多一次能順路配送八九單。

同住的三個騎手建了一個微信群，跑單時，他們不時會在群里發消息，說說接了什么單、價格怎樣。楊明說，“要不然自己單跑有點孤單，也沒干勁”。相比黎安，楊明經常被派去較為偏僻的地方，訂單較少，一夜只能接三十單左右，他也試著學習黎安的經驗，直到3月中旬轉行離開。

平臺記錄顯示，23點03分至23點05分，黎安共有5筆配送費到賬，共入賬23.9元，最高一單收入6.2元，最低一單4.3元。在楊明的記憶里，配送費是半年前開始明顯下降的，以前幾乎不會出現四五塊的配送費。

每一單收入的細微變化牽動著騎手們的神經，他們也要隨之不斷調整、變動。2020年夏天，楊明和黎安先后做起外賣騎手。最初是做專送騎手，但每天需按時集合上工，偶爾想休息，早上就會接到催工電話，他們也會被“強制上線”——看到已接到訂單，也只得起來跑單。

兩人也覺得做專送，保險、稅費、水電費扣得多，各項費用加起來要扣上千元。楊明的一張工資條顯示，一個月跑了873單，扣保險費112元、個稅50元、房租650元、水電200元，最后月薪5200多元。

2021年4月，為了工作時間更自由，少扣些費用，黎安和楊明一起注冊成為眾包騎手，仍白天跑單，從早上10點跑到晚上五六點收工。剛做眾包時，即使偶爾摸魚休息，楊明一天也能跑40單，得到260元左右的配送費；黎安接單更認真，也更熟練，收入比楊明要高。那時，收工后的休息時間，黎安有時還會和楊明一起打游戲。

2022年下半年，黎安和楊明發現，白天騎手增多，接到的訂單變少了，每單的配送費也大多低至四五塊。“白天七八個小時你知道跑多少（配送費）嗎？才能跑一百多塊錢！”楊明感慨。

美團財報顯示，2022年，美團騎手的數量為624萬，其中81.6%是來自縣域鄉村地區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而2021年美團騎手的數量為527萬，平臺一年新增騎手的人數達到了97萬。

兩人和同住的另一個騎手開始摸索多掙錢的法子，先是延長一兩個小時的跑單時間，“熬一熬也能跑兩百塊錢”；后來，一天晚上，他們試著跑了次晚班，雖然訂單量依舊不多，但配送費每單比白天高出兩三塊，同行競爭小，而且等餐時間短，交通也不擁堵。唯一需要擔心的，就是晚上燈光不好，需要注意行車安全。

2023年2月份，三人開始一起夜間接單，從晚上十點工作到次日凌晨五六點，再一起吃了早餐回出租屋補覺。

夜班比白班更累，楊明回憶，跑夜班后，原本體型偏瘦的黎安變得更黑更瘦。“白天睡夠了，晚上的話也還好”，楊明說。但黎安比他大幾歲，白天可能也“沒睡夠”。

跑夜班后，看到午餐高峰期送外賣單價高，單子也多，黎安想拉著室友們再加跑個午高峰。楊明拒絕了，“睡三四個小時就起來跑單，我肯定起不來”。

3月2日開始，黎安就一個人在晚班之外加跑兩三個小時午高峰。楊明說，這樣能多掙一百元。

截至出事時，黎安3月份完成1119單，平均每天32單，收入8066元；此前，2月他收入1.1萬多元。轉為夜班后，黎安收入明顯提高。

平臺后臺數據顯示，黎安夜班加白班兩班跑的狀態持續了半個月。但從3月20日開始，他不再跑午高峰，夜班的時間也多在凌晨4點左右結束。

事發前四天，黎安都是凌晨一兩點就結束了當晚夜班的配送，3月29日甚至凌點剛過，他就早早收工了。暫停46個小時后，直到3月30日晚上10點，黎安才再次上線，但5個小時后，他就暈倒在地。

倒下

3月31日凌晨3點多，顧客在下單一兩分鐘后，黎安就趕到杭州機神農貿市場一樓的一家夜宵店取餐了。夜宵店店主回憶，自己當時還在備餐，黎安說自己有點累，坐在外面休息下。

夜宵店訂單不斷，出餐大概需要十分鐘。幾分鐘后又來了兩個騎手站在門口等待取餐。突然，店主猛地聽到外面“砰”的一聲，門外騎手告訴他，“有人暈倒了”。

當時現場的一位騎手告訴店主，當時黎安在刷著短視頻，突然就倒下去了。

店主趕緊出去，發現黎安臉朝下趴著不動，頭上還戴著頭盔，手腳稍微有點抖。三人不清楚狀況，都被嚇懵了，趕緊報警又打了120。

三分鐘后，在附近巡邏的閘弄口派出所輔警任明生和戴修前趕到現場。任明生幫黎安翻身、躺平，揭開頭盔后發現他磕破了額頭，脈搏微弱，手也冰涼。

戴修前打電話催前來急救的醫生快點到場，并打開免提保持溝通，任明生在醫生電話指導下對黎安做心肺復蘇。在輔警到達3分20多秒后，救護車到達現場。

黎安平常和外界聯系比較少，朋友圈也很少發動態，通話記錄里也是一連串陌生號碼。送往醫院后，兩位輔警在黎安的手機里翻找家人的電話，但除了一位外地女網友外，通訊錄里沒有儲存任何電話號碼。

微信聊天記錄里也都是工作信息，最后輔警們翻到了一個“家屬群”，挨個打過去，最終打通了黎安叔叔的電話。

早晨八點醒來，父親黎平看到弟弟的消息才知道兒子出了事，坐了20個小時火車，4月1日中午趕到杭州。

黎安已連續三年沒回家了，趕到醫院的黎平看到兒子第一眼就很心酸，躺在病床上的黎安身上插著管子，額頭縫了針，“他比在家里瘦太多”。

瘦是黎安留給外人的普遍印象。黎安去事發夜宵店取過三四次餐，店主覺得黎安挺面熟，個子不高，1米65左右，皮膚偏黑，人挺瘦。此次出事，店主說，“可能是太累了。”

在這個夜宵店店主的印象中，晚上跑單的騎手基本是十點左右開始跑，到早上五六點或者七八點左右回家休息，中午高峰期有人會再出來跑一兩個小時。他也遇到過跑白天的騎手凌晨四點左右起來跑，一直跑到晚上七八點。

代價是身體的透支。黎平聽醫生說，醫院以前也接到過暈倒送醫的騎手，但都是白天暈倒，搶救及時，他兒子情況是最嚴重的。

4月1日下午，黎平找到兒子的出租屋，打開門，他發現，整個房間只有4平米大，只能放下一張床，衣服就晾在床頭上方，“我就不知道他這四年是怎么熬過來的”。

晚上七八點，黎平在兒子的出租屋碰到隔壁室友。他告訴黎平，同是騎手，曾勸黎安不要再跑晚班，“夜班太累了”，但黎安想著晚上提成高，沒有聽勸。

“黎安現在醒了嗎？”出事后，黎安的手機經常收到曾一起跑外賣的騎手們發來的消息。一位同行刷到新聞，一眼就認出了黎安。黎安的遭遇讓他后怕，他告訴黎安父親，黎安很拼的，幾乎每天都跑，他自己以前跑單時也會有突然心臟不舒服的時候，就不敢繼續跑了，去年改行賣起了涼菜。

一起跑外賣的楊明今年3月中旬也轉了行，有朋友做餐飲，讓他過去搭伙。楊明走后不久，他的室友也搬走了，原本一起跑外賣的三個人，只剩黎安一個人繼續跑夜班。

4月2日，參與搶救黎安的輔警任明生再次上晚班時，去ICU看望了黎安。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外賣小哥暈倒”的警情，近一年里，“這樣的情況發生過不止三五起”，基本都是因為“太疲勞了”。

有一次，一個騎手取餐時摔倒，別人打電話報警。任明生和同事到現場發現，騎手被電瓶車壓住腿起不來。“外賣員說自己太累了，開著電動車睡著了”，任明生回憶，一般這樣的情況自己也只能勸外賣員回去睡覺，他們也會答應，但他也不知道騎手的箱子里還有沒有沒送完的外賣。

“做過今年再回來”

楊明覺得，相比前兩年，今年黎安接單更拼了。黎安今年31歲，可能有年齡壓力，楊明記得，他曾和自己聊起，“已經30歲了，要努力掙錢娶媳婦了”。

黎安高中畢業后就外出打工，跟著親戚輾轉溫州、福州等地，做過快遞，但配送外還要卸貨，工作累又不掙錢，親戚們都回了家，黎安沒回。2018年下半年，黎安找父親要700元錢交外賣車的押金等費用時，黎平才知道兒子去到杭州送外賣了。

黎平說，兒子從小到大一直很聽話，他操心兒子的未來和婚事，但自己經濟能力有限，不免囑咐兒子存錢。黎安也跟母親說，為了自己能娶妻成家，要多掙點錢。“現在沒有錢，結不了婚的”，黎安的大姨說，在當地，結婚至少要備足十萬元彩禮，這對于黎安的家庭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

在老家廣西玉林陸川縣，五十多歲的黎平做房屋檢測工作，一個月能掙兩千七百元，但除去租房、生活的花銷，所剩不多；黎安的母親在老家打零工，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黎安還有個哥哥在廣州打工，也沒有什么積蓄。

七八年前，黎平夫婦開始鬧離婚，黎安兄弟倆幾年不愿意回家，母親傷心又自責，“如果不鬧離婚的話，（兄弟倆）也許早就能娶上媳婦了”。

母親腰和頸椎都不好，行動不便，一直被大姨一家照顧著，黎安非常掛心。母親最近一次和黎安聯系是在二月份，“別在那里跑了，那么遠，一個人在外面那么辛苦”，母親勸黎安回家鄉打工，也談到了自己的頸椎病——如果住院治療，一天就要300多元。電話里，黎安堅持“做過今年再回來”，母親沒想到，“這么快就會發生這樣的事。”

黎平每天都去醫院守著兒子。他一天有五次進入ICU探視的機會，在每次短暫停留的兩三分鐘里，他不停地給黎安按摩手腳，大聲地喚他幾聲。

大部分時候，他只能坐在四五米外的椅子上緊盯著ICU病房的動靜，“我在外面守，最好等到醫生出來告訴我，‘你兒子醒了’。”

與此同時他也煩惱著自己的工作，單位催他趕快上班，他擔心自己長期請假，被別人頂了崗。

“望三方能負起責任”

入院之初，醫生告訴黎平，兒子是勞累過度突發心梗，雖然心跳和呼吸已恢復，但大腦缺氧太久，能否醒來要看兒子的意志力，如果三周內醒不過來的話，就要做最壞的打算，也有可能成為“植物人”。

黎平剛到醫院時，欠繳了1.8萬的醫藥費，他用預支的工資交了5千元。出事前，每天跑單時，黎安都會被平臺扣除3元保險費，協議顯示，這份保險為眾包騎手意外險，承包公司為“大地保險”。事發后，黎平聯系過大地保險公司，對方只說讓他準備好材料，就沒再聯系過。

黎平聯系外賣平臺被告知會有人聯系他，隨后，重慶點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他取得聯系，自稱是勞務公司，并提及黎安和該公司簽的是合作協議，雙方不是勞動關系，只能象征性地進行慰問，如果要進行工傷索賠，要通過法律渠道去解決。黎平說，“我一個底層人，現在身上沒錢，真的打不起官司，也不知道要打多少時間。”

天眼查顯示，重慶點仕捷公司于2021年11月注冊成立，經營范圍眾多，其中包括人力資源服務（不含職業中介活動、勞務派遣服務）、勞務服務（不含勞務派遣）、外賣遞送服務。至今，該公司涉及20起司法案件，大部分案件發生在浙江省，70%涉案案由為非機動車交通事故糾紛。

2021年4月，黎安在外賣平臺注冊成為眾包騎手，與重慶點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簽訂《網約配送員協議》并使用眾包平臺服務。該協議中只寫明，第三方公司有義務督促騎手完成配送活動等，負責處理騎手在配送服務期間發生的所有包括但不限于用工、服務質量、事故、糾紛等問題，并未對其與騎手的關系做出明確定義。

騎手在送餐期間發生的事故是否被認定為工傷，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八條，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時應當提交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包括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也因此，許多第三方公司都不承認與騎手的勞動關系，而司法方面也出現了裁判不統一的情況。

2021年9月，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發布《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研究表明外賣平臺逐步將騎手的勞動關系悄悄推向權益保障的邊緣，裁判文書中，外賣平臺被認定與騎手間存在勞動關系的比率僅為1%，而配送商也通過外包和個體工商戶模式，將這一比率降至50%左右。

深一度檢索發現，在2020年武漢的一起蜂鳥眾包騎手猝死案件中，勞動仲裁裁決書寫明，該案是一種通過互聯網平臺終端的新型用工模式，騎手“自行購買勞動裝備，自主安排工作，自行決定何時上下線，自行決定休息時間，自主選擇是否接單”，認定第三方公司和外賣員之間不存在勞動法上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外賣員家屬的訴訟請求全被駁回。在2019年西安的一起眾包騎手送餐途中猝死案件中，法院同樣認定騎手與平臺及第三方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

而在深一度從裁判文書網找到的6件近三年公開在杭州法院審理的案件中，關于眾包騎手交通事故后賠償的責任認定，6份判決都認定為“騎手是在為平臺工作期間發生事故”，第三方公司作為管理方需要為騎手承擔賠償責任。

2022年11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曾宣判了一起眾包外賣騎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案件，法院認定，外賣員感到身體不適時，應及時停止超負荷接單，自身承擔10%的責任；外賣員倒地數小時無人發現，外賣平臺能夠實時掌握外賣員的配送情況，卻對配送異常未及時發現、跟蹤及處理，承擔20%的責任；雖然第三方配送公司與騎手簽訂的合同名為合作協議，實為雇傭關系，應積極履行用工主體責任，外賣員配送時發病死亡和勞務活動存在直接內在聯系，第三方公司的勞動保護措施存在不完善之處，承擔70%的責任。

黎安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后，重慶點仕捷公司先后共給黎安交了4萬元醫藥費。目前，黎平還欠醫院1萬多元醫藥費，他不想和勞務公司鬧僵，“我現在主要是先把人保回來”，希望勞務公司能及時支付醫藥費。每天兩千元的醫藥費讓他犯愁，“我賣血也賣不到兩千多塊錢一天”。

4月8日，重慶點仕捷公司的一位領導曾協調上海專家前來會診。4月11日下午，來會診的專家告訴黎平，情況不容樂觀，兒子的恢復期要三個月到半年左右，目前不敢斷定醒來后是否有后遺癥，讓黎平有個心理準備。

漫長的救治伴隨著不菲的費用，除了重慶點仕捷公司，大地保險、外賣平臺至今沒有露面，黎平說，“望外賣平臺、大地保險、勞務公司三方能負起責任。”

4月13日，父親打開黎平的外賣平臺賬號，賬號狀態顯示下線中。但通過他過去6個月的訂單記錄，可以窺見他的騎手生活：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他每月的訂單一直保持在500單左右，單月配送里程1300公里左右；2月，他完成訂單962單，配送里程2300公里；3月完成1108筆訂單，配送里程超2500公里。如今，不斷加速的騎手生活戛然而止。

至今，輔警任明生仍清楚地記得，在被送往醫院后，黎安的手機仍不斷接到平臺和商家的催單電話，他們只得告知黎安昏倒的情況，讓對方取消派單和訂單。

即使這樣，黎安仍被扣了款。黎安的賬戶顯示，3月31日6點35分和6點36分，黎安先后被扣款4.2元和4.55元。這是他昏迷前待送的最后兩筆訂單，扣款時，黎安已昏迷超三小時，被推進了重癥監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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