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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即：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上海市社聯主席王戰看來，“中國式現代化”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最大的理論創新。中國式現代化以其深厚的理論底蘊及其普遍適用性塑造了現代化的嶄新范式，為廣大后發國家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迥異于西方現代化的模板。以下是他在東方講壇“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學習系列講讀會”上的演講。

(資料圖片)

“中國式現代化”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最大的理論創新。它既總結了我們黨百年以來的奮斗歷程，又對于新時代世界與中國具有里程碑意義，為廣大后發國家提供了一種區別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嶄新發展范式。今天，我想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和大家談一點自己關于這一理論創新的認識與體會。

深思熟慮、具有前瞻性的概括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是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與“改革開放”“特區”“新區”等過往的理論創新有所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對我們黨100多年走過的路、所做的事的精辟總結，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概括，是深思熟慮、具有前瞻性的概括。

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梁啟超、鄭觀應等先賢們，雖然苦苦探索中國怎么發展起來，但都沒有解決問題。毛澤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啟蒙者，在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中，以及1954年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先后提出要把中國建成一個“工業化”“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宏偉構想，工業化正式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方面的現代化建設目標，這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最初表述。此后在1957年、1964年、1965年，周恩來相繼對“把中國建設成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作出進一步闡述。改革開放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以及“小康社會”這個“中國式的現代化”新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實現了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渡，并奮力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習近平總書記系統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對中國當代現代化成就，尤其是新時代中國創新轉型與高質量發展之偉大成就的理論集大成者。

中國式現代化是分階段遞進式推進的

縱觀歷史，中國式現代化是分階段遞進式推進的。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從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這些時間段需要我們聯系起來看。

經過28年的革命戰爭，我們黨建立了新中國，這解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即取得政權，獨立自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到進入新時代，走過了兩個階段的初始積累。第一階段的初始積累（1949—1978）主要來自國營企業的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的統購統銷。雖然該時期的初始積累為中國快速建立起大工業體系作出巨大貢獻，但也導致8億農民被固定在相對低效的農業部門，使得近30年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成果只能惠及少數的城市居民。但毋庸置疑，這30年的艱辛探索為后續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經驗。我們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艱苦奮斗，通過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建立起了鐵路、公路、電網、水網、港口、機場、醫院、學校等一系列社會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重大工程與基礎設施，奠定了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基礎。第二階段的初始積累（1979—2012）主要來自改革開放后的城市化建設。通過低價把農業用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以及通過舊城改造等，完成了第二階段初始積累，從而快速推進了城鎮化進程，為融入全球產業體系和經貿體系積累了必要條件。

如果將上述兩個階段放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過程中可以發現，中國始終都在走一條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展開探索，開始了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標志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隨后結合中國特點探索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讓國家從經濟上真正實現站起來。從開啟改革開放大幕至黨的十八大召開，從黨的十八大到黨的二十大，前后40余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幾代領導人和領導集體的探索，開啟和發展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道路，實現了中國經濟騰飛、社會進步、百姓小康的戰略目標，為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奠定了扎實基礎。

建立在中國歷史和國情基礎上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改革開放為特色，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基礎上得出的正確結論。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正是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成就的新起點上，實現了守正創新和接續發展的歷史性飛躍。

中國式現代化塑造了現代化的嶄新范式

中國式現代化以其深厚的理論底蘊及其普遍適用性塑造了現代化的嶄新范式，為廣大后發國家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迥異于西方現代化的模板。不可否認，此前西方現代化對全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工業革命、科技創新、理論創造和體制突破，改變了傳統世界格局和發展模式。然而，西方現代化筑建于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這一市場基石，相對更注重自我發展，顯示了“以資本為中心”的狹隘性。尤其是從近數十年的實際發展來看，西方國家在他國推行的現代化模式并未為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和廣大百姓福祉帶來整體性的改觀，反而在近年陷入發展陷阱，其現代化發展的邊際效應顯著遞減，甚至在一些國家出現了明顯的社會撕裂現象。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包括五大方面的內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內涵既立足中國國情，又涵蓋了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共同價值。例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表現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和平發展等表述中，將人類發展的普遍性和持續性相統一，體現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對人本身的重視和全人類的發展等共同價值。其所蘊藏的這些共同價值，對世界各國尤其是后發國家發展具有借鑒性和吸引力。中國幅員廣闊，人口巨多，地區之間在地理面貌、產業布局、習俗觀念、發展水平等方面迥然相異，基于此種復雜國情之上，中國通過一系列努力實現了巨大的發展成就，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彰顯著對社會多樣性的強大包容力和掌控力。中國國情的豐富與多元，意味著對其他國家發展模式兼容性的增加，為更多國家獨立自主探索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增添了信心。基于區域與人口復雜國情之上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蘊含中國長期探索的智慧結晶，對廣大后發國家在現代化轉型探索過程中的路徑選擇具有啟發意義，向世界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必須為應對險峻復雜形勢做好充分準備

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明了方向，是促成中華民族在百年顛沛之后重新走向富強的關鍵因素，是實現中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徑。以偉大變革為內在特征的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大勢，科學把握我們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再次強調“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通過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眼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從世界經濟形勢角度講，長周期50年一個周期，前20-30年是科技革命引起的相對繁榮期，后面就是結構性危機引起的世界經濟相對衰退期。衰退期的特點是什么？就是經濟增長相對緩慢。據預測，今年全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不到3%，越南等在7%以上，發達國家只有0-2%。在世界經濟低迷時期，地緣政治矛盾就會加劇。長周期的相對衰退期的本質特征是危機和創新并存。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連續三次量化寬松，導致通脹上升到9.2%。然后美聯儲提高利率，吸收全球資金。這個過程加速了世界經濟衰退，導致德國、英國、意大利等發達國家的經濟滑坡，更不用說廣大發展中國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同時，世紀疫情影響深遠。綜合我們身處的國內外環境，這將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最險峻最復雜的10年，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關鍵就在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是創新。我們是否能夠達到預定目標，關鍵就看在這輪創新中是否能夠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主要包括兩方面：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我們要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從根本上說，還是要依靠科技創新。我們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關鍵看科技自立自強。我記得2017年全國兩會，分管科技的副總理來到上海代表團，他指出中國當時的科技發展情況大概是：20%在全世界已經領先，60%在跟進，還有20%是被“卡脖子”的。現在我們在高鐵、航空航天、量子通信、5g技術等領域已經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但是還要看到那些被“卡脖子”的領域，比如人工智能、芯片研發。這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即類腦技術革命。如果說工業革命相當于人的肌肉系統發展，信息技術革命相當于人的神經系統發展，那么，人工智能就相當于人的大腦中樞發展。以算力、算法為基礎，進行感知、判斷、決策，甚至創作和創造，這就是類腦技術。這大致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群落式的基礎原創，這需要頭部企業、研發力量的集中投入。第二個層次是網絡式的基礎設施，其一是為算力、算法提供支撐的數據架構，例如6g技術、量子計算、量子通信、區塊鏈；其二是與之相關的價值鏈、供應鏈和產業鏈，支撐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和社會價值。第三個層次是場景產業，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元宇宙、vr、ar等。元宇宙的應用范圍極廣，需要有對應的商業模式和市場細分，中小企業的創新創造要和商業模式結合起來。如果在接下來這輪科技創新中，我們能抓住這三個層次，把基礎研究轉化成產業和生產力，就能在世界上走在前列，前途是不可估量的。這方面，上海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科創體制改革，推動產學研深度合作，著力強化重大科創平臺建設，支持頂尖科學家和科創團隊攻克關鍵核心技術難題，實現重點領域、關鍵環節自主可控。

制度創新，本質上就是改革開放，具體到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以制度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繼續當好排頭兵、先行者，上海必須把城市工作做出成績、做出樣板，做成高質量發展的典范。我比較重視城市發展的幾大因素：一是集聚效應，企業家的集聚進而再帶來產業工人的集聚；二是乘數效應，即制造業的發展和人員的集聚，帶動了服務業發展，服務業的集聚進而創造了投資環境，進一步帶動制造業；三是離心力函數，即收益率更高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逐漸占據城市中心區域，制造業向城市外圍轉移，最終形成以金融業集聚的城市中心；四是土地批租帶來的增量效應，這一點上海已經探索出了很多經驗。

產業是高質量發展的頂梁柱，也是上海城市核心競爭力的硬支撐。首先，要大力推動傳統產業的升級，關鍵是強化技術主導，推動數字化轉型和綠色低碳轉型，促進數字技術深度賦能傳統產業，鼓勵鋼鐵、化工、電力等傳統高耗能企業實現綠色化技術改造。其次，大力推動新興產業的培育。重點是圍繞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這三大先導產業和高端裝備制造等六大重點產業，打通產業鏈、供應鏈的核心環節和技術堵點，引領業態模式創新，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級的新興產業集群。再次，大力推動新賽道產業和未來產業布局。我們已經著眼搶占數字經濟、綠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終端四大新賽道產業，出臺實施了一批行動方案。我們還在未來健康、未來智能、未來能源、未來空間和未來材料這五大方向，前瞻布局了16個領域的未來產業。產業發展離不開城市發展的戰略規劃。我們現在特別關注產業結構與空間布局，將高品質的制造業保留下來，二、三產業共同發展、融合發展，防止城市的空心化。其中，一大戰略舉措就是五個新城建設，以及臨港新片區、虹橋商務區、東方樞紐等幾個功能區的建設。這一做法完全符合城市經濟工作規律。

另一個我們集中力量努力的方向是“營商環境”，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自2018年至2022年，上海連續實施5輪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5版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實施750多項舉措，形成了一批創新經驗并在全國復制推廣。2023年1月28日，春節后首個工作日，上海召開了全市優化營商環境建設大會。同日，印發《上海市加強集成創新持續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實施195項任務舉措，也就是“上海6.0版行動方案”。1月29日，《上海市提信心擴需求穩增長促發展行動方案》發布，出臺32條政策措施……這一系列舉措，密集釋放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服務市場主體加快發展的強烈信號。未來，我們還要打造“宜居”的營商環境，通過交通、醫療、教育、生態等公共資源的協調發展與合理布局，為上海的經濟發展、城市發展營造良好的綜合環境。

【思想者小傳】

王戰上海市社聯主席、教授，曾任上海社科院院長、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研究室主任、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任全國人大代表。專長為世界經濟、中國經濟與政策研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主要研究成果有《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研究》《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修訂咨詢研究報告》《上海世博會主題研究》《中國加入wto 上海行動計劃綱要》等。（作者照片由上海市社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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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欄目郵箱：shhgcsxh@163.com）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本文作者：王戰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雍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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