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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長沙人，五一期間吃不上飯了。”

(相關資料圖)

每一個網紅城市的背后，都有一群心情復雜的本地人。

他們一邊樂見家鄉被看見，乖乖窩在家，把地方騰給外地游客；一邊又不得不“忍受”生活上的各種不便——吃不上飯、買不到菜、走哪都是人……還夾雜著些許凡爾賽：“這地方有啥好去的？”

家門口成了網紅打卡地，對你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游客度假，本地人“渡劫”？

今年“五一”期間，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場，力壓多個5A級景區，登上全國景區熱榜第一名。

假期首日，八大局接待了19萬游客。同一天，故宮接待人數是3.5萬，頤和園是7.8萬，南鑼鼓巷是7.5萬。這條市場街，同燒烤一起，成了淄博名片。

在流量降臨前，這里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十字街區，賣蔬果、肉、米面、日雜用品，還能看到“房屋防水堵漏”的廣告牌，和其他菜市場一樣，主打的是“便民”。

“對我來說，它只是爺爺家附近最平常不過的一條小巷而已”，小紅書博主“四寶姑娘”從小在淄博長大，八大局菜市場承載了她的童年回憶。牛奶棒是爸爸哄她的禮物，烤排是奶奶生前寵她的主食，還有油炸翅根、脆皮五花，屬于媽媽看見會生氣的垃圾食品，但爸爸會專門買來給她吃。

但在八大局走紅后，她的爸爸連續兩周沒能買到菜。每天，街道從早餐時段就開始人滿為患，熱鬧會持續到晚餐之后，根本擠不進去。

攤位租金翻了數倍，蔬果商鋪要么外遷，要么開始轉行做起了更受游客歡迎的小吃——紫米餅、炒鍋餅。長沙臭豆腐、烤腸、奶茶等“全國連鎖”的網紅食物也陸續入駐。

“現在的八大局已經完全屬于游客，本地人只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人流，去更遠的菜市場買菜。”

不僅淄博，春節期間，西安有市民想去周至水街煙火巷子玩一會兒，被擠到扯著陜西話大喊：“大家都回家吧，讓外地人先來！”

為游客讓路，成了很多網紅景點居民的共識。

但有時候，即便窩在家，也難免受到困擾。72歲的王大爺自幼居住在大菊胡同，從這里步行至北京的“夜宵圣地”——簋街只要200米。“簋街生意好的時候，跟天橋似的，每天晚上叫賣聲、打架聲、警笛聲夾雜在一起，還經常飄來嗆鼻的辣椒味。”

在北京的什剎海、鼓樓、雍和宮等網紅景點附近，有大量的胡同四合院，門口通常貼著自制的告示——“私宅勿擾”“非請勿入”“謝絕參觀”。但很多游客都對老北京的四合院充滿好奇，“有進來的，怎么沒有啊？文明的人，擋得住。不文明的人，你擋不住。”

“這玩意兒有啥好拍的？”

旅游，會改變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本不是一個新鮮事兒。

“一個城市的基建、布局，是基于一定的人口數量。外地游客的大量涌入，超出了承載量，勢必會帶來空間、資源上的爭奪。”復旦大學旅游學系教授、國際旅游學會常務副秘書長沈涵介紹，產業結構改變、物價上漲、環境破壞等都是旅游產業常見的影響。

不過，在最近幾年，這些負面影響更集中、更大范圍的顯現，則與社交媒體脫不了干系。

老派的旅游城市，大家耳熟能詳：8D魔幻城市重慶、時尚又安逸的成都、十三朝古都西安、海風椰樹的三亞、摩登的上海、大氣的北京……它們多是大城市，不少還是省會城市或直轄市，經濟實力雄厚，基礎設施完善。

社交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15分鐘”，城市也一樣。今年，各地文旅局長“才藝秀”、博主潮人的打卡、網友們的推波助瀾，讓以前“聽都沒聽說過”的三四線城市，在短時間內C位出道、風光無兩。

借勢《狂飆》的廣東江門、憑燒烤突出重圍的山東淄博、靠潑水節出圈的云南芒市……“一旦社交媒體上的裂變式傳播被觸發，流量洶涌而至，一朝成名天下知就不是難事。”

“和成熟的旅游地相比，突然成為網紅的地方，往往還沒有做好接待大量游客的準備，旅游規劃和基礎設施沒跟上。本地居民也沒有心理準備，難免會覺得不適應。”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旅游與酒店管理學系“百人計劃”研究員馬世罕解釋道。

此外，青年群體旅游方式的轉變也讓網紅打卡地的居民們更容易受到打擾。相比于過去直接被大巴車拉到旅游景區的觀光式旅游，如今的年輕人更愿意了解并融入一座城市的生活。胡同、弄堂、菜市場、小吃街，這些本屬于本地居民的領地，成了游客青睞的打卡地。

而且現在，旅游、吃飯、購物，講究的都是一個“出片率”，為了能體現個性、獲得流量，一些游客專門去犄角旮旯拍照。一叢郁金香、一個蝴蝶結，都有人拍照打卡，本地人一臉問號：“這玩意兒有啥好拍的？”

“在居民門口拍照、偷窺，甚至擅自跑人家里頭，這種過度旅游確實容易讓人反感。”馬世罕說，不只國內，在巴塞羅那、威尼斯等旅游城市，當地不少居民不堪其擾，不得不搬走。

“流量是把雙刃劍”，網絡注意力來得快、去得也快，流量能讓城市快速獲得客源，但如果游客體驗不好，城市也很難“長紅”。

正如復旦大學旅游學系講師張歆梅所說，“一個本地人覺得方便的城市，才是可以長久接納游客，讓游客舒適的城市。”

這也對網紅城市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在空間規劃上需要更加合理。據沈涵教授、馬世罕研究員介紹，景區空間規劃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整體搬遷”，居民遷出，將老城區完全留給游客，如麗江古城、平遙古城、鼓浪嶼等。

這樣的弊端在于，失去了原住民的景區，容易走向同質化和商業化，“慢慢失去生命力，只剩下一個空殼子。”

因此，“前店后宅”的共存模式更為可行——沿街是店鋪、景點，而后方為居民住宅。“就像一個舞臺，前面是表演區，觀眾可以盡情欣賞，但后臺是非請勿進的。”這樣既能保留當地居民原汁原味的生活氣息，又能讓游客和居民有一定的空間隔離。

限流和錯峰措施也能緩解居民的不便。現在越來越多的景區采取線上預約制，游客數量控制住了，負擔自然也減輕了。在一些生活場所，比如菜市場，還采取錯峰措施，把早上的時間留給本地居民買菜，中午再對游客開放。

此外，對于旅游發展帶來的經濟利益，需要合理分配。“有些居民從事相關產業，能直接從旅游中受益；但有些居民受到的困擾更多，這需要政府通過稅收等方式建立一個合理的分配機制，讓更多的本地人受益。”

沒有人不熱愛自己的家鄉。即便有種種不便，本地人還是一邊抱怨，一邊自豪，一邊慢慢學著在假期把家鄉讓出去。畢竟文旅的熱度，能換來實實在在的收入與發展——基礎設施改善、就業機會增多、固定資產增值、城市形象提升、人才流入……

打卡而不打擾。無論是城市的管理者，還是外來的游客，在熱情攬客、吃喝玩樂的同時，都別忘了把本地人的感受放在心上，別辜負了他們真心待客的情意。

“我，長沙人，五一期間吃不上飯了。”

每一個網紅城市的背后，都有一群心情復雜的本地人。

他們一邊樂見家鄉被看見，乖乖窩在家，把地方騰給外地游客；一邊又不得不“忍受”生活上的各種不便——吃不上飯、買不到菜、走哪都是人……還夾雜著些許凡爾賽：“這地方有啥好去的？”

家門口成了網紅打卡地，對你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游客度假，本地人“渡劫”？

今年“五一”期間，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場，力壓多個5A級景區，登上全國景區熱榜第一名。

假期首日，八大局接待了19萬游客。同一天，故宮接待人數是3.5萬，頤和園是7.8萬，南鑼鼓巷是7.5萬。這條市場街，同燒烤一起，成了淄博名片。

在流量降臨前，這里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十字街區，賣蔬果、肉、米面、日雜用品，還能看到“房屋防水堵漏”的廣告牌，和其他菜市場一樣，主打的是“便民”。

“對我來說，它只是爺爺家附近最平常不過的一條小巷而已”，小紅書博主“四寶姑娘”從小在淄博長大，八大局菜市場承載了她的童年回憶。牛奶棒是爸爸哄她的禮物，烤排是奶奶生前寵她的主食，還有油炸翅根、脆皮五花，屬于媽媽看見會生氣的垃圾食品，但爸爸會專門買來給她吃。

但在八大局走紅后，她的爸爸連續兩周沒能買到菜。每天，街道從早餐時段就開始人滿為患，熱鬧會持續到晚餐之后，根本擠不進去。

攤位租金翻了數倍，蔬果商鋪要么外遷，要么開始轉行做起了更受游客歡迎的小吃——紫米餅、炒鍋餅。長沙臭豆腐、烤腸、奶茶等“全國連鎖”的網紅食物也陸續入駐。

“現在的八大局已經完全屬于游客，本地人只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人流，去更遠的菜市場買菜。”

不僅淄博，春節期間，西安有市民想去周至水街煙火巷子玩一會兒，被擠到扯著陜西話大喊：“大家都回家吧，讓外地人先來！”

為游客讓路，成了很多網紅景點居民的共識。

但有時候，即便窩在家，也難免受到困擾。72歲的王大爺自幼居住在大菊胡同，從這里步行至北京的“夜宵圣地”——簋街只要200米。“簋街生意好的時候，跟天橋似的，每天晚上叫賣聲、打架聲、警笛聲夾雜在一起，還經常飄來嗆鼻的辣椒味。”

在北京的什剎海、鼓樓、雍和宮等網紅景點附近，有大量的胡同四合院，門口通常貼著自制的告示——“私宅勿擾”“非請勿入”“謝絕參觀”。但很多游客都對老北京的四合院充滿好奇，“有進來的，怎么沒有啊？文明的人，擋得住。不文明的人，你擋不住。”

“這玩意兒有啥好拍的？”

旅游，會改變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本不是一個新鮮事兒。

“一個城市的基建、布局，是基于一定的人口數量。外地游客的大量涌入，超出了承載量，勢必會帶來空間、資源上的爭奪。”復旦大學旅游學系教授、國際旅游學會常務副秘書長沈涵介紹，產業結構改變、物價上漲、環境破壞等都是旅游產業常見的影響。

不過，在最近幾年，這些負面影響更集中、更大范圍的顯現，則與社交媒體脫不了干系。

老派的旅游城市，大家耳熟能詳：8D魔幻城市重慶、時尚又安逸的成都、十三朝古都西安、海風椰樹的三亞、摩登的上海、大氣的北京……它們多是大城市，不少還是省會城市或直轄市，經濟實力雄厚，基礎設施完善。

社交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15分鐘”，城市也一樣。今年，各地文旅局長“才藝秀”、博主潮人的打卡、網友們的推波助瀾，讓以前“聽都沒聽說過”的三四線城市，在短時間內C位出道、風光無兩。

借勢《狂飆》的廣東江門、憑燒烤突出重圍的山東淄博、靠潑水節出圈的云南芒市……“一旦社交媒體上的裂變式傳播被觸發，流量洶涌而至，一朝成名天下知就不是難事。”

“和成熟的旅游地相比，突然成為網紅的地方，往往還沒有做好接待大量游客的準備，旅游規劃和基礎設施沒跟上。本地居民也沒有心理準備，難免會覺得不適應。”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旅游與酒店管理學系“百人計劃”研究員馬世罕解釋道。

此外，青年群體旅游方式的轉變也讓網紅打卡地的居民們更容易受到打擾。相比于過去直接被大巴車拉到旅游景區的觀光式旅游，如今的年輕人更愿意了解并融入一座城市的生活。胡同、弄堂、菜市場、小吃街，這些本屬于本地居民的領地，成了游客青睞的打卡地。

而且現在，旅游、吃飯、購物，講究的都是一個“出片率”，為了能體現個性、獲得流量，一些游客專門去犄角旮旯拍照。一叢郁金香、一個蝴蝶結，都有人拍照打卡，本地人一臉問號：“這玩意兒有啥好拍的？”

“在居民門口拍照、偷窺，甚至擅自跑人家里頭，這種過度旅游確實容易讓人反感。”馬世罕說，不只國內，在巴塞羅那、威尼斯等旅游城市，當地不少居民不堪其擾，不得不搬走。

“流量是把雙刃劍”，網絡注意力來得快、去得也快，流量能讓城市快速獲得客源，但如果游客體驗不好，城市也很難“長紅”。

正如復旦大學旅游學系講師張歆梅所說，“一個本地人覺得方便的城市，才是可以長久接納游客，讓游客舒適的城市。”

這也對網紅城市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在空間規劃上需要更加合理。據沈涵教授、馬世罕研究員介紹，景區空間規劃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整體搬遷”，居民遷出，將老城區完全留給游客，如麗江古城、平遙古城、鼓浪嶼等。

這樣的弊端在于，失去了原住民的景區，容易走向同質化和商業化，“慢慢失去生命力，只剩下一個空殼子。”

因此，“前店后宅”的共存模式更為可行——沿街是店鋪、景點，而后方為居民住宅。“就像一個舞臺，前面是表演區，觀眾可以盡情欣賞，但后臺是非請勿進的。”這樣既能保留當地居民原汁原味的生活氣息，又能讓游客和居民有一定的空間隔離。

限流和錯峰措施也能緩解居民的不便。現在越來越多的景區采取線上預約制，游客數量控制住了，負擔自然也減輕了。在一些生活場所，比如菜市場，還采取錯峰措施，把早上的時間留給本地居民買菜，中午再對游客開放。

此外，對于旅游發展帶來的經濟利益，需要合理分配。“有些居民從事相關產業，能直接從旅游中受益；但有些居民受到的困擾更多，這需要政府通過稅收等方式建立一個合理的分配機制，讓更多的本地人受益。”

沒有人不熱愛自己的家鄉。即便有種種不便，本地人還是一邊抱怨，一邊自豪，一邊慢慢學著在假期把家鄉讓出去。畢竟文旅的熱度，能換來實實在在的收入與發展——基礎設施改善、就業機會增多、固定資產增值、城市形象提升、人才流入……

打卡而不打擾。無論是城市的管理者，還是外來的游客，在熱情攬客、吃喝玩樂的同時，都別忘了把本地人的感受放在心上，別辜負了他們真心待客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