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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洪宇

【資料圖】

在中國歷史上，由拓跋氏建起的北魏王朝，占據了中國北方，與南朝的漢人政權隔江而治。經過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遷都洛陽，北魏政權可以說是在中原站穩了腳跟，成為北方的絕對統治者。

翻開記載北魏歷史的《魏書》在“刑罰志”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案子：北魏孝文帝之女、北魏宣武帝的二姐——蘭陵長公主，大約在公元500年，嫁給了南朝叛逃而來的將軍劉昶之孫劉輝。據說長公主非常好妒，無法忍受劉輝有其他女人。劉輝與婢女私通導致婢女懷孕，蘭陵長公主知道后處死了這名婢女，并且將婢女開膛破肚塞入草料，再送回給劉輝。劉輝十分震驚，兩人關系降到了冰點，最終鬧到了攝政的靈太后處。

靈太后在調查后，知道兩人已經水火不容，于是決定削去劉輝的爵位，讓他們離婚，這時距他們新婚已有十五六年之久了。然而，一年之后，可能是出于長公主的請托，一個掌權的宦官和一位當年主持調查的皇族大臣向靈太后建議，讓公主與劉輝復合。在近臣的請求下，靈太后權衡了下，答應讓長公主與劉輝復合，并且親自護送長公主出宮，囑咐她日后要小心行事。

幾年過后，長公主懷孕了，但劉輝在此時卻和平民張容妃、陳慧猛有染。長公主本選擇忍氣吞聲，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然而，她身旁女性朋友紛紛為她表示不平。公主最終按捺不住，和劉輝再起沖突。根據《魏書》記載，劉輝在憤怒中將公主推下床，又用腳踩她的肚子，導致公主流產，最后重傷不治。劉輝畏罪潛逃，朝廷隨即懸賞捉拿，同時又將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哥哥緝捕下獄。

這是當時的一件大案，因為死的是皇室成員，并且是被“渣男”家暴致死的，牽連雖不多但八卦味道十足。尤其是在朝堂上，對此案的判罰引起了爭議，漢人官僚集團對此案的判罰提出了異議，與維護皇室、保護公主的勢力針鋒相對。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李貞德教授以此案為契機，透過法律來看歷史，將案件背后的各條線索進行分析，更是將背后的意識沖突展現出來，最后匯總為這本《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李振德 著 重慶出版社

“殺子”還是“殺妻”

案件之中，有五人要對蘭陵長公主的死負責，分別是駙馬劉輝、“淫婦”張容妃和陳慧猛，還有為偷情提供方便的“淫婦”哥哥張智壽、陳慶和。代表鮮卑皇室立場的門下省認為，劉輝毆打公主致使流產身亡是謀逆大罪，而張容妃和陳慧猛與駙馬通奸導致公主身死，也應該定為死罪，但皇恩浩蕩減為剃頭充作宮婢。身為兄長的張智壽、陳慶和不但沒管教好妹妹，還為偷情提供便利，罪加一等應當流放邊疆。

以崔纂為代表的漢族官僚，從儒家的五服親疏倫理出發反抗申辯。對于崔纂來說，他并不是為了駙馬開脫，而是認為既然有法可依，皇室憑個人意愿肆意定罪，作為朝廷重要中樞的門下省還助紂為虐，找尋判定劉輝謀逆的法理依據，他非常看不慣作為受到儒家教育的漢族官僚，也看不上少數民族政權的這種野蠻邏輯，勢必要在邏輯上與他們斗一斗。

對于殺子還是謀逆問題的根源在于，蘭陵長公主肚子里孩子的身份。自從漢代以來，凡是殺害皇室成員的人，便有可能被視為謀反而被處以極刑。這里崔纂引用了“夫為妻綱”認為長公主既然已經嫁人，在父系家族倫理中她的第一身份是劉家人，而不是北魏皇室。因此，她的死不能定義為是殺害皇室成員，依據這個邏輯，公主所懷的胎兒本是她的骨肉應該算是皇室成員，但這個孩子最優先和最重要的身份是劉輝的兒子，并不算是皇家成員。

北魏屏風漆畫《列女古賢圖》“有虞二妃”

謀逆之罪沒有根據全憑統治者的好惡來定罪，沒法服人。崔纂主張劉輝所犯的罪，其實是殺了自己未出生的孩子。根據北魏的《斗律》記載：“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也就是無論怎么說，殺子得懲罰最多也就是五年的徒刑，不至于按謀逆算。可能是史書中記錄不多，劉輝家暴殺妻該如何定罪并沒有記載，案件的交鋒主要在謀逆和殺子這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刑罰上，至于如何定性，各方都希望用自己的說法來影響統治者的決策。

連帶之罪的依據

張容妃和陳慧猛雖然被減刑為剃發充為宮婢，但崔纂認為這個刑罰仍然太重。如果朝廷認為她們兩個是殺害公主的從犯，按照流程也應該是根據主犯的定罪而定從犯的罪行，不應該急于定刑。另外，她們倆實際上犯的是通奸罪，通奸罪就算當場被捉住也不應該是剃發貶為賤民，頂多是處以徒刑。

對于兩位女子兄長的處罰，崔纂也提出了異議。根據供詞知道了女子已經嫁為人婦，并且還生了孩子。那么根據《儀禮·服喪》“夫者，妻之天”的倫理，主張已婚婦女犯了罪，為她負責的應該是丈夫而不是兄長。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就容許“期親相隱”，基于親情難舍的事實，一個人如果包庇了犯罪的親人，法律并不能因此而嚴懲他。因此，張智壽和陳慶和的知情不報，可以諒解，朝廷不能因為怨恨劉輝而遷怒他們。

雖然以崔纂為代表的漢族官僚，引經據典按照儒家的人倫邏輯和當朝的法律做解釋，但仍然沒有被采納，反而被免了職。崔纂等漢人集團以漢人傳統和父系社會禮法為依據，忽視了北魏鮮卑少數民族的特性。北魏雖推行漢化，但仍處于靈太后掌權下女主政治生態中。而這些確被漢族官僚們忽視。

崔纂他們質疑是皇權的濫用，否定的是統治者也就是靈太后的情感。畢竟大臣們反對的是皇權，自然以失敗告終。據《魏書》上記載，在蘭陵長公主的葬禮上，靈太后痛哭流涕，并護送公主的靈柩出城外。她后來說，她覺得蘭陵長公主所托非人，明明自己能把她救回來卻又讓她回到了劉輝的身邊，她受了太多的委屈，為了家丑不外揚而忍氣吞聲，最后才落得如此下場。因為女人對女人的憐憫才讓靈太后介入，無視尚書省和刑部的意見維持原判。

漢化中的鮮卑政權

在這件案子中，漢族官僚集團以失敗告終，在最后的終案詔書中，皇帝毫不客氣地指責尚書官員不顧公理、混淆視聽，下令剝奪崔纂的職權，并暫時停發游肇和元修義的俸祿。自古以來與皇室作對的大臣都沒有好下場，崔纂和游肇為什么還要為劉輝等人硬辯解，他們的堅持到底來自哪里？

自東漢末年以來，法律知識就一直仰賴家學的方式傳遞。本來漢朝繼承秦代制度，在對官員的培養方面，非常重視他們的行政能力和司法知識，因此中央官員對于律令都能夠自如掌握。但到了東漢末年，朝廷頒布各種增修的法律條文已經非常荒唐且泛濫了，而朝廷中的官員們大多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缺乏行政經驗和法律修養。為此，曹魏時期還專門設立了“律博士”專門保存傳授法律知識。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快速輪替，社會迅速轉型時，法律知識則由幾個法律世家傳衍下來。崔纂和游肇就來自這樣的世家。

崔纂來自著名的法律世家博陵崔家，崔家在北魏時期就出過像崔挺這樣的大臣，崔挺曾在孝文帝在位時期，因參議修訂律令而受到皇帝嘉獎。崔挺的弟弟和他的兒子都曾擔任過廷尉少卿一職，他的兒子還曾將一位貪贓枉法的王族處以重刑，可以說是世代相傳。

東晉《女史箴圖》“同衾以疑”

崔纂是崔挺的族子，他自二十歲做官以來就非常有主見，因家族的法律學識和自身的為人正派，積攢了很高的評價很得民心。當仕途時來運轉出任尚書三公郎中時，正好遇上了劉輝的案子。

游肇同樣也是來自法律世家，出自廣平游家，其父協助孝文帝，參定律令為皇帝所褒獎，仕途長達五十年之久。因為這樣的世家背景，以及北魏的漢化運動，使得漢人官員的話語權得到提升。自從北魏建國以來，幾次修訂律令和改革制度的行動，十分仰賴漢代的政治傳統，這些保留著制度與學識的大家族的發言對制度的建設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們表達出的儒家的思想倫理，推動著鮮卑的漢化運動，而劉輝的案子發生于鮮卑漢化三十年后了。大多漢族官員都認為可以以儒家倫理暢所欲言時，卻因為女性的家族認同，以及連帶的處罰輕重問題，觸犯到了鮮卑皇室的利益，最終導致崔纂和游肇被革職處罰。皇權在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是助推，還是阻力，這很難預料。

本書以“講故事”的方式情景重現“公主之死”一案，在講述的過程中引出案件背后各種關聯，儒家、法度、父權、女性、皇權、官僚等等因素互相交織，每一個問題都有深入的解釋，為讀者展現出的是古代人對于法律倫理的認識，也引起現代讀者對于中國古代法律的思考。（責編：陳夢溪）

標簽： 公主之死 忍氣吞聲 東漢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