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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楊光斌

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并不是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中國政治學學科史告訴我們，相對于經濟學和社會學，政治學的“國家性”屬性更加強烈。這也是為什么政治學在建設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走在前列，我們提出的歷史政治學必然使中國社會科學具有“歷史+N”的影響，比如有學者已經提出了“歷史行政學”或“歷史公共管理學”。

歷史政治學適時誕生了

(相關資料圖)

我們相信，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出路在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和中國歷史文明相結合。從革命、建設到今天的“中國之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結合的產物，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明相結合的研究、改革尚未在社會科學所有學科有著方法論意義上的展開。

中國政治生活中的諸多重大現實政治和政治理論問題，如果用非歷史性的知識體系、概念或方法論去解釋，根本解釋不通，甚至必然會得出否定性結論。比如，中國有民主嗎？這樣的根本制度和重大理論問題也必然會被以社會為中心的“選舉式民主”所否定；還比如，如何看待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問題，以“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標準去看，又必然得出否定性結論；在國際問題上，習慣于國家之間戰爭狀態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必然不相信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凡此種種，都需要新方法、新范式去研究和回答。

歷史政治學適時誕生了。 歷史政治學探尋重大現實政治和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和時間性因果關系，旨在發現理論和概念。比如，亟需探討的民主集中制、協商民主、政治合法性、人類文明新形態，等等。顯然，歷史政治學研究歷史但并不同于歷史學，歷史學更多關注的是歷史事件的史料發掘，比拼的是史料；歷史政治學是通過研究政治史的事件或者演變方向而提煉概念、發現理論。

并非沒有根據地說，雖然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在世界上成就輝煌，但中國歷史的世界性影響的擴大，非得通過歷史政治學發現的歷史政治理論不可，因為概念、理論是知識的路線圖，可以大大簡單化人們對包括歷史在內的知識的理解，對非歷史學術界而更多的是居于社會科學學界的學人而言，他們關心的并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基于歷史的歷史政治理論。

試想，西方如果沒有從馬克思、韋伯到二戰后那些群星璀璨的歷史社會學學者所發現的歷史政治理論或歷史社會理論，西方歷史或者西方政治的影響怎么可能如此巨大？至少，一部分歷史學者應該有宏大的政治關懷，而不是把宏大的才華安放于博物館。對于有政治關懷的歷史學家而言，歷史政治學是一種重要路徑和方法。

理解歷史政治學的幾個關鍵詞

那么，到底如何認識歷史政治學的知識論原理？有幾個概念對于歷史政治學很重要。

首先，歷史本體論即歷史屬性。我們都知道歷史很重要，但前提是我們得清楚我們心目中的歷史是什么屬性的。布羅代爾說歷史有兩個面向，一個社會面向，一個政治面向。不同屬性的歷史所演繹的制度變遷方式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理論，很可能具有天壤之別。在布羅代爾看來，歐洲歷史主要是社會史，而中國眾多史家都認為中國歷史以政治史、國家史為主。呂思勉有論，“以變態論，自秦以后，分裂之時，亦不為少。然以常理論，則自秦以后，確當謂之統一之國，以分裂之時，國民無不望其統一；而凡分裂之時，必直變亂之際，至統一則安定也”。嚴耕望指出，“中國史學傳統，特重政治。一部《廿五史》大半為政治史。政治史包括政事與政制，政制即為政事演變之結晶”。歷史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中國人與西方人對“政治”這個最根本的概念、也是政治學知識的出發點認識和理解的天壤之別乃至南轅北轍。

其次，歷史連續性。“軸心文明”是怎么來的，那是人類學的大課題。我們能看到的是，事件發生越早的歷史，成為約束人們思維和行為的可能性越大，“軸心文明”的影響力更是如此。尤其是在以國家史為主流的中國，相對周邊而言，中原的文化體系、制度體系實在過于發達、過于優越，因此周邊民族即使雄踞中原，也要自我儒家化；即使在中原紛爭時代，人們思考的還是何時一統。社會史和政治史都產生路徑依賴，但以國家為核心的政治史的路徑依賴程度更強更大。

理解歷史連續性，少不了時間序列、時間性等概念，也就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先后以及制度變遷中的歷史關鍵點。“政治中的時間”是歷史制度主義方法論的貢獻。

再次，時間空間化。在路徑依賴中，連續性制度變遷最終導致歷史空間化即時間空間化，也就是常說的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提出的“中國基體論”就是一種歷史空間化的概念，即當下中國是幾百年來乃至千年來歷史中國的展開。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的“中華文明基體論”所包括的種族、文字、疆域的穩定性、大一統國家、民本政治社會體制、仁愛的社會關系以及對外的“公家秩序”（天下為公、天下一家），是幾千年中國歷史的當代化典型。

歷史政治學的知識路線圖

在理解歷史政治學的幾個關鍵詞的基礎上，基于知識論的比較歷史分析，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歷史政治學的知識論原理或者說知識路線圖： 認識歷史本體論—研究制度變遷方式—發現歷史政治理論。

關于歷史本體論的重要性，前面已經有簡單敘述。 重點是，作為事情起點的歷史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制度變遷方式的不同。政治史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是大一統以及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大一統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社會史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是“多統”或者地方自治為主的“城邦”政治，到近代演變為分權制衡的代議制。

制度變遷方式的差異性，強化著歷史屬性并由此演繹出不同屬性的政治理論。基于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的制度變遷的歷史敘事必然是天下秩序和致治政治，因此政治原理產生于“儒官”之手，將其實踐經驗轉化為“原理”，正如錢穆先生概括：“治亂興亡，多載實際政務，政治思想政治理論皆本實際政治來。此與經學無大異。故中國經史之學，可謂即中國之政治學。”講究秩序和致治的經史之學必然以“公益”為主旨。基于多統—代議制的制度變遷的歷史敘事必然是地方權力和個人權利，這樣的政治學必然是以“私利”為要害。

“政治”產生的歷史基礎的差異性有天壤之別，人們對“政治”的認識必然不同，關于政治生活的政治學原理也必然各具形態各具特色。歷史政治學賦予我們關于“政治”的新思維，也激發著我們重構政治學原理的沖動。不但如此，歷史政治學所揭示的歷史屬性所演繹的關于“政治”的文明差異性及其在全球化時代的呈現特征，更讓我們對中華文明多了一份自信，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斷言：“希臘模式廣泛適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階段，中國模式則廣泛適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階段。”

因為以歐洲為代表的“各文明史的晚后階段”開始進入有了國家的政治史，而中國幾乎一開始就是政治史屬性的大型文明體。 與此前產生于歷史并不久遠的國家的歷史政治理論相比，具有幾千年連續性政治史的中國更是產生政治理論的富礦。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標簽： 政治理論 制度變遷 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