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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周文翰

在今人的眼中，趙孟頫是元代最著名的書法家、畫家，是藝術史中閃耀的明星，但是，在趙孟頫活著的時候,他對自己的“書畫名聲”感到自豪嗎？的確有一點點得意，但更多的恐怕是“遺憾”。

《人騎圖》紙本設色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在趙孟頫那個時代，他最核心的身份是“士人”而非書法家、畫家。士人即通曉儒家知識、懂得治理國家之人，如果當上官就是“士大夫”，可以干些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事，至于寫詩、書法、繪畫，僅僅是業余的才藝而已。趙孟頫的幸運在于，他得到元世祖的賞識，從白衣文士一躍成為從五品的中級官員，這是個令外人無比羨慕的開端；可悲哀的，他既因為江南士人、趙宋王孫的身份得到元世祖的提拔，可也因為這個身份，注定了他無法躋身中書省、御史臺的核心官位，無法成為宰執重臣——這些更重要的官位，屬于蒙古貴族、色目近臣、北方漢人官僚，與江南士人無緣。

趙孟頫自己也并非第一流的行政干才，他在濟南路同知任上飽受折磨，從此有點恐懼再當地方主政官員。從那時候起他就知道，自己只適合當個風雅的文學侍從官僚。命運又一次眷顧了他，他得到元仁宗的賞識，再次入京，連連升官，成為從一品的翰林學士承旨。對于這一榮耀，他并不是特別激動，寫下《自警》一詩概括自己的感受，他覺得自己幾個牙齒掉了，頭頂光禿禿的，變成了衰弱的老人，當的這個官也與朝政大局無關，或許以后人們談論更多的是自己用毛筆創作的詩文、書畫：

齒豁頭童六十三，

一生事事總堪慚。

惟余筆硯情猶在，

留與人間作笑談。

他說自己“一生事事總堪慚”并不純粹是客套，言外之意甚為沉痛，他的確有許多傷心事：趙氏家族的幾十座祖墳被當朝官員挖開尋寶，他不敢置辭；生母丘氏家世低微，他刻意避免提及；對與管道升的婚姻也只能隱約其辭，他最初是入贅管家，要對湖州的親友遮遮掩掩，后來自己當了官，又只能違背入贅的約定，導致岳父一家“絕后”，讓他一生愧對岳父母、妻子；長子可能是癡呆兒或者身有殘障，沒有結婚就早逝；幼女則死于一場瘟疫，他對這些變故、死亡都無可奈何，心中有許多慚愧的事情，卻無法對外人言說，只能向佛教師傅透露一二，流著眼淚虔誠懺悔。

《不浪漫：趙孟頫傳》 清華大學出版社

這就是我在《不浪漫：趙孟頫傳》中追尋的趙孟頫，生活在一個不浪漫的時代的，一個不浪漫的人。他不像蘇軾那樣灑脫，不像梵高那樣瘋狂，他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一個“被動的成功者”。為了避免卷入麻煩，他甚至把編定的詩文集一直保存在家中沒有刻印，直到他去世十七年之后，二子趙雍才把這部文稿交給同鄉刊印《松雪齋文集》。

趙孟頫是湖州人，卻與北京有緣，因為在元代，北京是“大都”，是皇帝和朝廷所在的政治中心，他在這里為官、成名，一共在這里生活了十四年，在這里成為元代中期最著名的書法家、畫家。

他七次進出北京，見證了這座城市的許多變化：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天，他第一次進京。作為被舉薦的二十多位江南士人之一，進入這座剛修成兩年多的都城，入宮拜見了世祖皇帝忽必烈。受到皇帝的賞識，他從白衣文士一躍成為從五品的兵部郎中。拔擢趙孟頫，既有忽必烈欣賞趙孟頫才華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有南方來的趙宋宗室子弟這個身份，任用他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連江南的趙氏子弟也應召入朝為官，既可以象征自己的統治之清明，也代表自己對南方士人大力獎掖、使用的姿態。

《秀石疏林圖》紙本水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次進出京城在同年夏秋。奉尚書省平章政事桑哥之命，他隨兵部尚書劉宣前往江南監督新紙幣“至元寶鈔”的流通事宜，秋末就返回了京城。

第三次進出京城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秋天。他乘有公事到江南，順便帶夫人管道升一起回到大都，妻子的到來讓趙孟頫總算有了家的溫暖感覺。大半年后他升任更清閑的從四品集賢直學士，散官官銜是奉議大夫（正五品），他的性格和才學更適合這個官職。

倒霉的是，一年后權臣桑哥倒臺，趙孟頫因為之前曾是桑哥的屬下，也遭到御史的攻擊，停職閑居了數月，好不容易才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謀到新職位，以集賢直學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他南下的時候，太史令兼領都水監事郭守敬正計劃督導兩萬多軍人、工匠、水手、囚徒修建從大都西北高粱河到通州的運河“通惠河”，打算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先向西流再南折，過雙塔、榆河后匯合一畝泉、玉泉諸水，從大都西水門入城，匯集于海子（今積水潭和什剎海），然后自東而南，出文明門處的南水門（位于今崇文門）到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全長160里，這條運河一年半后竣工的話，大運河就直接以海子碼頭（今積水潭岸邊）為起點了。

《疏林秀石圖》

第四次進京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底。這一年趙孟頫在濟南路同知任上兩次因為賬目、文書問題遭到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的調查，被停職等候處理。他不得不依靠在京城官場的關系脫身，得到集賢院大學士阿魯渾薩理等的幫助，以朝廷要修《世祖實錄》為由把他召回京城。這時，隨著通惠河的貫通，海子的碼頭周邊快速繁榮起來，從海子邊通向鼓樓的西斜街成為熱鬧的商業中心，出現了許多歌臺酒館。鐘樓后面還出現了一處“窮漢市”，許多窮人聚集在那里等人來雇傭打短工，比如修墻、蓋房等。可是，這次趙孟頫在朝中受到北方文臣的排擠，在濟南的案件也被追究，元貞元年（1295年）六月他遭到免職的處分，只能失意地回老家，好在，這一次他可以從海子邊的碼頭坐船回家。

第五次進京是大德二年（1298年）夏天，他奉皇太后之名，帶著一眾擅長書法的江南文士進京書寫佛經。太后對趙孟頫等人寫的經書很滿意，執政官員有意留趙孟頫在翰林院為官，可他對官場傾軋心生恐懼，極力以身體有病為理由請求回到南方。他在九月底離開大都回家。這次寫經之行讓趙孟頫的書法在大都、江南都有了更高的知名度，象征著他的“著名書法家”地位的確立，皇家對他的書法的認可，在民間會形成很大的輿論影響，此后經常有佛寺、道觀請他寫經或者撰寫碑文。

第六次進京是至大三年（1310年），他奉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幾個月后繼位為“元仁宗”）之命，乘船沿著大運河進京，十月十九日趙孟頫帶著全家抵達了京師，被任命為正三品的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他的書畫、詩文才學受到元仁宗的賞識，皇慶元年（1312年）升為從二品的集賢侍講學士，這年五月趙孟頫請假回家鄉給獲得封贈的祖父、父親立碑，把岳父母的舊居捐出作為祠觀。

《雙松平遠圖》

第七次進京是皇慶二年（1313年）夏天，他銷假回到京城，此后數年他是元仁宗最賞識的幾位文臣之一，延祐三年（1316年）升任從一品的翰林學士承旨，榮顯朝野，此時，他是最著名的書法家、畫家。可悲哀的是，作為一個士人，趙孟頫知道自己與“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事無關，作為江南士人，自己無法像蒙古、色目、北方漢人那樣成為中書省、御史臺的宰執重臣，無法參與大政，對此自己也無可奈何。

到延祐六年（1319年），因為妻子患了重病，趙孟頫請假護送妻子返鄉，四月二十五日他帶著家人離開大都，沿大運河南返。五月十日船到臨清時，管夫人永遠閉上了眼睛，享年58歲。趙孟頫回到家后也身體多病，至治二年（1322年）就故去了。

大都最讓趙孟頫親切的或許就是海子那一汪清水，岸邊的一株株柳樹，從海子的北岸南望能看到皇城紅色的蕭墻和雄偉的宮殿，至元二十四年他剛到大都不久，就在《初至都下即事》中記述那里“海上春深柳色濃，蓬萊宮闕五云中”的景色，還在“海上”下面注明“北方謂水泊為海子”，這是他的詩中第一次提及北方的詞匯。這里的湖水、柳樹讓他聯想到湖州的風景，心里感到親切，時常懷想家鄉的親友，想念南方的春天，這就是趙孟頫的性格：無論是得意還是失意，他常常都想要回到家鄉、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中去。

標簽： 白衣文士 北京故宮 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