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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寫實、異質經驗與小說的存在之境

——董夏青青中短篇小說的敘事倫理

□傅逸塵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

2014年，我在《人民文學》第8期“軍旅文學專號”上讀到了短篇小說《壟堆與長夜》，耳目一新，甚至驚訝不已，這是董夏青青小說留給我的初始印象。在我的閱讀與研究中，21世紀以降，相當一部分軍旅小說創作放棄了1990年代的文學性探索，尤其是伴隨著“新歷史主義”的退潮，基本上都回歸到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方法與路徑。故事與情節、思想與主題重新成為軍旅小說創作幾乎唯一的美學追求。在這樣的背景下，董夏青青對異質經驗的發現和對小說存在之境的探尋，給我留下了別樣與另類之感。

一個時期以來，現實題材軍旅小說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都要弱于戰爭歷史題材，存在著現實感弱化、思想性匱乏、同質化傾向嚴重等問題。而董夏青青以她頗具現代性的文學觀念和“零度寫實”的敘事立場，豐富了軍旅小說的表現形式和審美風格，顯露出一種稀缺且可貴的先鋒氣質；迥異于21世紀初軍旅小說創作的主流風格與方法，董夏青青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甚至于相反的路途，形成了不同于前輩軍旅小說家的嶄新風貌；即便是放在近年來風頭正勁的“新生代軍旅作家”群體中來看，也可以說是獨具風姿的。

董夏青青的小說沒有凝練精彩的核心故事，也沒有完整流暢的情節，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事件、前后跳躍的時間線索和搖移不定的敘事視角，一種紀錄片般幾近原生態的質感。她的絕大多數小說呈現出的都是生活的片斷，而不是我們通常看到的曲折復雜的情節與有頭有尾的故事。我甚至很難對她小說的故事情節做出簡潔明了的復述，一番梳理下來，感覺依然是復雜含混、難以言明的。

質言之，董夏青青的小說從來不是在“講故事”；與1990年代初的“新寫實小說”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又似乎沾染了些許1980年代“尋根文學”的氣息；她擺脫了21世紀初年軍旅小說的官場/職場與社會化的敘事模式，專心敘述和描摹邊疆基層官兵與普通人的粗糲、困頓的生活；非但不去刻意張揚英雄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情懷，反而為他們的生命與存在涂抹上一層厚重的蒼茫遼遠的底色，營造了一種沉郁悲壯的情感意緒。

此外，我發現，董夏青青可能還有著構建一個屬于她自己的文學化地域形象的想象。她的很多小說都將人物與背景放在了邊疆一個叫作“塔縣”的地方。就如同喬伊斯的都柏林、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厄德里克的印第安保留地、貝婁的芝加哥，以及中國作家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蘇童的楓楊樹鄉村和香椿樹街等，這一點也讓我對她的創作無法視而不見。

二?

董夏青青的小說沒有循著既往的意識形態觀念，概念化地塑造英雄形象；相反，她只想盡可能真實地記錄、塑造戍邊軍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和人物群像。在創作談中，董夏青青坦言，“我不能用三言兩語遮蔽他們十年五載的生活，不能假裝洞察一切，把自己的聲音安在他們嘴上。我更傾向于在大量現實素材的基礎上，通過虛構的情節安排，讓人物們自己行動，自己說話，完成自己的紙上人生。如此，既是對這些人曾經如是活過的紀念，亦是對一種榮譽生活的尊重。不讓他們在作者的陳詞濫調中，失去擊打人心的力量。”自白間雖然不見更多新意，但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創作經驗與方法，而是一番別樣且另類的文學宣言，在當下小說的整體語境中頗值得回味。

《壟堆與長夜》重點描寫的劉志金就是一個普通士兵，他的逸聞軼事成為大家尋開心的段子，他也經常被生活不如意的人們當作自我安慰的對象。劉志金復員后被查出心臟有問題，做搭橋手術花光了新房首付，老婆隨后改嫁了。做完手術正恢復的時候，老母又歿了。屬于他的那盞昏暗的生命之燈也隨后泯滅，不但悄然得無聲無息，甚至也沒有給什么人帶來傷感與悲痛。股長在請指導員的父親等人喝酒時，不斷地拿劉志金的段子取笑，而此時劉志金的骨灰就放在一邊。敘述者我/小余在喝酒的時候，將在別處聽來的幾個與劉志金原本無關的段子當作劉志金的來講時，在場的、熟悉劉志金的人竟然都相信這就是劉志金。讀者可能會在某一瞬間里，對敘述者我/小余——一個搞文學的女性產生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但細細品味之后，便會突然領悟，這一細節可謂神來之筆。

一個剛來塔縣不久、與劉志金也只打過幾個照面的人，居然也會在酒后突然開起他的玩笑，這個生命的卑微可見一斑。小說快結束的時候，這樣寫道：“誰說前任團長在大會上講，高原上的人啊，有三大特點，第一點，容易忘事；第二點，嘖……忘了……”這顯然是在暗示，塔縣的人們很快就會把劉志金忘了。董夏青青沒有正面去寫劉志金這個人物，劉志金更像一個符號，在其他人的生活與話語中活著與死去。這樣的小說怎么讀，感覺都有點兒冷酷，似乎缺少一種溫情與關懷，而且它的思想內蘊也與崇高和英雄不相關，不僅僅在軍旅文學中，即便是在當下的文學現場，也屬罕見。小說對人物的書寫一反中國當代軍旅文學的英雄敘事傳統，說是“非英雄敘事”甚至“反英雄敘事”也未嘗不可。作家更關注基層部隊普通官兵的日常生活，聚焦他們內心的諸多煩憂與焦慮、艱難與無奈，放大他們作為邊防軍人的真實生命存在。

董夏青青將自己的存在之思灌注于文本之中，以更加客觀和細微的視角剖析了邊防軍人的隱秘內心以及他們思維與行動之間的緊密關聯，因而給我們帶來的思考與陣痛也更加深沉而持久，帶來的閱讀體驗更加豐沛而駁雜。董夏青青用小說中的不確定性因應復雜多變的世界，用碎片化的敘事瓦解傳統的小說結構，以此揭示出邊地軍人異質性的生命經驗。

小說集《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是董夏青青十年邊地寫作的結晶。其中有嚴酷的生存環境給軍人肉體和精神造成的磨損，有社會風氣、金錢物質對軍人職業尊嚴帶來的威壓與考驗，有情感和婚姻生活中難以彌合的諸多矛盾，亦有對現代社會人類共同生命經驗和存在之境的持續叩問與觀照。董夏青青如此定義自己的寫作風格：“希望能以一種‘精致的高仿現實主義’口吻來寫我接觸到的邊地風土人情和軍人生活。”“高仿”實際代表著一種盡量不摻雜主觀傾向的寫實立場，一種勉力趨近于真實的敘事手段。董夏青青的小說語言堅硬、冷靜，拙樸卻準確、審慎而充滿力量。她擅長用極簡的篇幅、簡省的語言點染高原風物與人物命運，看似浮光掠影間凸顯邊防軍人和當地人們的生存狀態，挖掘他們內心的希望與猶疑、困頓與焦慮。

在短篇小說《科恰里特山下》（《人民文學》2017年第8期）里，作者筆下的“李參”由于常年無法回家陪伴家人，妻子對其提出了離婚的請求。為此，作者是這樣表現兩人關系的疏遠與隔膜的：“他以往探家，還會按照部隊作息時間起床，收拾屋子做好早餐再叫醒妻兒。妻子要買車，他買車。坐上車，妻子讓他滾下去，他就下車步行回家。”董夏青青用電報般簡省的語言直陳兩人關系的變化，直抵事件本質；摒棄了形容詞等修飾語和可有可無的解釋，彰顯出精到克制的分寸感與力量感。

三?

董夏青青對小說的背景，或者小說人物的生存環境極其敏感。她并不是大段地描寫，她只是在人物出場的時候看似不經意地點染那么幾筆，而這幾筆恰恰是短篇小說的精髓所在。高度清晰的視覺化語言直接描摹環境，產生了強烈的感官真實性。具有鮮明頓挫感和節奏感的急促短句，更加強了文字的視覺效果。

比如，《科恰里特山下》：“從三連通往山下的幾十公里山路，順河而去。路面常被山溪沖斷，在每年秋季早早凍成了冰。山路地勢高，路面時常急轉直下又蜿蜒而上，穿過像快坍塌的峭壁。每一座山頭都有大片駱駝刺。落上雪的莖稈看著又粗又密。沒有全萎掉的苔草，沾著一點青綠色的薄冰。太陽把草葉上的霜曬得發白。”再如，《高原風物記》（《西部》2013年第8期）：“山上的雪又厚又硬，裝載機的鏟刀都放不下去。他的車在路上爬，村莊在視線里像倒退般搖晃著下滑。風卷著滔泄雪片橫掃荒地。幾線微光從一角青天斜投下來，照見散亂的灰黑云塊在中天馳奔，似要競相逐出天幕。太陽這大千世界的初戀，斂起發灰的小小翅翼，倒懸天際。”這樣的描寫似乎調子有些低沉，飽蘸了人生的無奈與況味。

調子的高低是作家的預設，生活現實卻不是能夠主觀預設的。閱讀董夏青青的小說，人物前史往往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較于人物自由選擇、自由行動的那一面，董夏青青更著意探討的是，今日今時發生在人物身上的一切，究竟如何在過去就已被決定。因而她的小說突破了正常的時間與空間結構，過去的事件以及“我”內心反復涌現的回憶總是突然擠入當下的敘事中，人物的“過去”成為了壓倒一切的敘事動力。

在《凍土觀測段》（《收獲》2021年第4期）中，戰士許元屹一開場就是一個已經逝去的人物形象，小說是圍繞許元屹之死展開的。許元屹犧牲的過程和人物形象是在小說每個人物的回憶和作者的回溯敘述中，逐漸拼接而成的。

“河道邊圍著的人里面，有他還能一眼認出來的。但被認出來的人根本沒有回看他。那些人緊盯著河道，不動聲色的表情如此一致的驚愕和悲慟，以至于他覺得有必要去看一眼他們在看的東西。他走過去。看到的是汩汩涌動的河水。水流里有一身鼓得溜圓的荒漠迷彩服，明顯被河床里的石頭縫卡住了，還卡得很牢。瞬間又能根據它起伏的力度判斷它附著于具有一定重量的物體上。過一會兒，膨脹的迷彩服帶動水下某件東西翹起來，躍出水面。”小說中，這段信息量巨大的冷靜描述，顯示出作家敏銳的洞察力和隱忍的情緒。唯有聯系上下文關于凍土高原的生活經驗，才更能領略到這段滿是細節的白描背后，所蘊含的巨大情感和精神勢能。尋找許元屹，不僅僅是尋找在與某鄰國軍人對峙中犧牲的英雄，也是尋找日常生活中被忽略和遮蔽的軍人存在。然而一個殘酷的事實是，直到小說結尾，尋找依然是無果的，也就是說，人物形象依然是不完整的。

其實，作為中短篇小說，人物的不完整性幾乎是它的特質，完整只能是相對而言。就是說，它基于故事與情節的完整性而實現自身的某個時段，或者某種意義上的“完整”。董夏青青通常是圍繞一兩個人物來敘述故事，構思情節；但她想寫的不是一兩個人物，而是一種生活的狀態或場景；構成這種生活狀態或場景的不可能是一兩個人物，而是一個群體。她在創作談里也談到了這一點，這是她小說重要的文學性特質。

四?

虛構是小說最本質的屬性，它的產生或存在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想象與精神理想，彌補他們人生或命運的缺失，以及世俗意義上的娛樂。即便是現實主義，甚至是自然主義的小說，其故事情節與人物命運及生活現實的差距也是無法避免的。小說進入到現代主義，不再強調再現生活，而是加強了對人物的心理刻畫，表現生活對人的主體的壓抑和扭曲。而后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多元性、語言實驗和話語游戲，將小說與生活現實之間的距離拉得就更遠了。董夏青青的小說未必就是后現代主義的，在某種意義上講還可能是對自然主義的回歸。原因可能并非單純基于小說藝術的觀念，而是生活本身對她的影響與震撼。她耳聞目睹的那些生活的現場與人物的存在足以支撐她的小說敘事，而不需要去煞費苦心，或煞有介事地虛構、想象與編織，只需記錄，老老實實地記錄。

董夏青青小說的敘述者在對待人物與細節的時候幾近于“零度敘事”，雖然“在場”，卻沒有鮮明的情感傾向或主觀經驗與情緒的代入。在法國后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看來，“零度敘事”指稱的是一種不介入的、中性的寫作立場，就是不摻雜任何個人的想法，完全是機械地陳述。零度敘事并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不要感情；相反，是將澎湃飽滿的感情降至冰點，讓理性之花升華，寫作者從而得以客觀、冷靜、從容地抒寫。董夏青青經驗和體會到了那些艱難地生存著的基層官兵與普通人的真實的存在之境，她決意，或者說有些任性地要將她所耳聞目睹及經驗和體會到那一切記錄式地呈現出來。

“任性”，對，就是這個詞，它為董夏青青和她的小說貼上了專屬的標簽。她就是要真實地還原邊地軍人以及那里的普通人的生活——一種不加修飾的原生態的東西。她不去主觀地賦予人物那些外在的、不屬于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從而最大限度地發現并留存下某種異質性的經驗。董夏青青的獨特或曰深度在于，她并不是就這樣簡單地呈現，而是賦予邊疆蒼茫遼遠的環境以一種詩意的暗喻與象征——這是只有邊疆才具有的大美，也是沉默無言的邊地軍人的存在之境。

責任編輯??吳佳燕

作者簡介

▲傅逸塵|

傅逸塵，中國作家協會軍事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著有理論專著、評論集、長篇紀實文學、繪本等多種，編著有《“新生代”軍旅作家面面觀》；曾獲茅盾文學新人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論文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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