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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視點！陸文夫《美食家》：食以載“道”，或文化間性｜李徽昭

發稿時間：2022-09-03 21:55:52 來源：騰訊網

作家陸文夫

1983-1《收獲》刊載陸文夫《美食家》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重勘現象級文本

《美食家》：食以載“道”，或文化間性

李徽昭

論文摘要：《美食家》以歷史政治視角審視貪饞嗜吃的朱自冶形象，呈現了人物道家個性、日常飲食及味覺生理之道，并以敘述人高小庭的革命意識復現了陸文夫的介入性寫作，革命之道與日常生活之道由此互動交織，不同話語在反諷修辭中彼此激蕩。《美食家》既有當代中國的政治反思，也有對飲食等日常生活與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費與城市及時代的間性思考。在歷史政治與日常生活的張力之間，《美食家》建構了欲望與消費的新觀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錮的欲望與消費，從而成為時代變革的內在動力。

關鍵詞：《美食家》日常生活革命欲望城市

八十年代諸多小說中，陸文夫的《美食家》是難得或僅有的制造了流行詞的時代文本。小說刊于1983年1期《收獲》，一經面世，在標題引領與貪饞文學形象雙重推動下，來自歐洲的“美食家”一詞落地中國，攜帶特定的日常意識與消費文化即時成為流行詞匯。由“吃貨”隨處可見、美食紀錄片不斷出新的當下來看，《美食家》不僅為漢語增加了“一個能夠被社會所普遍認可的新語匯”，[1]而且借由與文學文本相隨的影視傳播等，折射出溫飽之初中國社會特定的心理動向，凸顯了物質與欲望、消費與城市等為內核的日常飲食之道，并逐漸成為正當的社會意識，日常生活由此轉向常軌。而1950年代就以“革命”意識介入文學的陸文夫，借由“美食家”形象所要呈現的又不盡是流行語簡單承載的那些觀念，更多的是欲說還休、欲言又止、帶有反諷性的政治文化意識，這些意識背后又是日常生活、消費欲望、審美變革等時代欲求，因此，《美食家》雜糅了諸多時代問題，具有多重文化間性，由此成為八十年代思潮與話語轉換的重要文本。重審這一文本，我們或許可以發掘日常飲食、政治文化與城市消費及欲望之間隱秘而幽深的復雜關系。

食之有“道”：日常生活的時代扭結

一般而言，小說標題具有相對穩定的敘事指向。當代小說以物象命題較多，典型如《紅巖》、《紅日》、《紅旗譜》，八十年代初有鄭義《楓》、從維熙《大墻下的紅玉蘭》、張賢亮《綠化樹》、鄧友梅《煙壺》等。以事件或人事關聯性命題也較常見，如汪曾祺《受戒》、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張一弓《張鐵匠的羅曼史》、高曉聲《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等。也有不少以人物稱謂、身份為題，如高曉聲《漏斗戶主》、劉心武《班主任》、阿城《棋王》等，彰顯人物身份職業特征。陸文夫也以稱謂命題《美食家》，核心所指即是貪饞嗜吃、吃出水平與境界的朱自冶形象，因此，朱自冶的形象、行動、思維等便成為敘事焦點。

審視探究這一貪饞嗜吃的文學形象，可以發現美食是上的朱自冶顯示出耐人尋味的哲學品格，其對飲食的過度偏執頗近乎于道家。朱自冶幼年因貪吃而幸免于死；偏執于吃并“對穿著一事毫無興趣。整年穿著半新不舊的長袍大褂，都是從估衣店里買來的，買來以后便穿上身，脫下來的臟衣服卻‘忘記’在澡堂里。”；他以金錢裝飾為累贅，早年戴浪琴金表，“總覺得手腕上多了個東西，很不舒服。”讀書、文憑于其更無意義，因為“野雞大學，文憑也可以賣的。”即便后來有所悔，也只因想看點食譜類書籍。他不近女色，坐車順路帶上一個女子，也不忘向對方要錢。朱自冶除吃之外別無所求，無為而自由，這一狀態與老莊、道家十分相似。

但顯然，陸文夫并非要簡單賦予朱自冶道家無為的個性特質，這只是小說點爆的引信。陸文夫讓朱自冶貪饞嗜吃、活在自己的腸胃里，是想借這一形象說明口腹之欲是人的本性、是本源追求，也是日常生活的起點。作為生物性的人，物質基礎即在食物，食物具有第一性要義。朱自冶對美食的偏執嗜好，正是陸文夫張揚的食物于人的唯物性面向。陸文夫要說的是，貪饞嗜吃的個體欲望應該在適當的意義上重新認知，朱自冶形象背后即是應該彰顯的日常生活之“道”。因此，朱自冶之外，小說還書寫了諸多尋常人物貪嗜美食的日常狀態。如開頭寫祖母，“胃口很好，天天鬧著要吃肉，特別是要吃陸稿薦的乳腐醬方”，結尾則寫小外孫不喜硬糖，而把巧克力“拿了就往嘴里送，吃得滋滋咂咂地流口水。”從年輕高小庭，到已有外孫的老年高小庭，一生都在與貪饞嗜吃做斗爭。但在四十年的時間跨度中，高小庭親緣最近的一老一小卻都是貪饞之人，小說首尾映照，也與朱自冶相映照，其背后暗含著陸文夫對日常生活的尊重，對人性之貪饞欲望、口腹之“道”的切實呈現。特別有意味的是，作為一直與貪饞作斗爭的革命者，困難年中，高小庭餓壞了，竟然“也想吃點好東西”，老人好不容易買了雞子還“掉了眼淚”，小女兒則“興高采烈，到處宣揚”。經由高小庭貪饞斗爭失敗而自我反省，小說凸顯了日常生活貪饞嗜吃的肯定性價值。

在日常飲食之“道”的書寫中，陸文夫還直擊了飲食與與人的生理性關聯，即吃的味覺記憶凝集著特殊的身體感官經驗，穿越了時間與空間，密切關聯肉身，突出了食物味覺的感官生理特質，這是超越政治的味覺經驗哲學闡釋，也即“味道”之“道”的文學感性書寫。早年美食味覺經驗沉淀在朱自冶身體里，及至困難時期，他尤能“記得幾十年前吃過的名菜，在什么地方吃的，是哪個廚師燒的，進口是什么味道，余味又是怎么樣的”，這些味覺感受直到老年都難忘懷。改革開放后，高小庭請朱自冶到飯店講課，朱自冶說做菜最難的是“放鹽”，實質指向“味道”（即感官經驗）。鹽激發食物味道，“味道”背后是食物味覺與身體的哲學關聯，這是任何政治都難以改變的。小說不斷強化“味道”之于個體與人生的特定意義，寫朱自冶“能辨別出味差的千分之幾”，孔碧霞則認為“男人家真沒出息，聞了飯店里的那股味道之后居然還能吃得下東西”，嗅覺經驗、味道記憶背后又潛藏著階層等級差異，味覺的生理記憶已然具有哲學意味。對朱自冶和孔碧霞而言，出身與味覺、嗅覺的生理本能密切相關，食物及其味覺已嵌入生命，成為生理性印記，也是階層等級難以抑制的貪饞欲望的自動呈現，可見日常飲食與個人身體隱秘而深刻的關聯。所以，朱自冶吃了四十多年的飯，“從來就不是填飽肚皮，而是為了吃點‘味道’”，也即高小庭要批判的階級性。但困難時期，饑餓改變了味覺，朱自冶只能跟著高小庭去拖南瓜，又昭示著飲食最本源的果腹之意。透過朱自冶，可見食物、味覺既是個體生命、身體感官的最低起點，也是心理與生理內部隱秘的生命烙印，還寄寓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意識，這是時間空間都很難改變的，投射出革命政治對味覺感官生理管控的艱難以至無效，陸文夫飲食味覺生理之“道”的深意畢現。

當然，朱自冶貪吃保身、道家無為是小說敘事矚意強化的個性內涵，畢竟，現代小說重要特質就是塑造個性化的人。日常飲食及味覺生理之道借由穿越不同時代的朱自冶形象得以深度呈現，飲食之“道”的深刻內涵顯示特定時代意義。朱自冶的個性與小說文本的價值由此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中得以彰顯，這個背景就是吃喝溫飽剛解決的八十年代中國。八十年代初，文學形象多以回歸的革命者、解決溫飽的農民或反思的知識分子為主，《傷痕》中的王曉華、《內奸》中的田玉堂、《陳奐生上城》中的陳奐生、《綠化樹》中的章永磷，都隱含著對“文革”反思批判的人道主義情結，還少有朱自冶這樣偏執于吃、近乎于道的人物形象。與之相似的，只有汪曾祺《受戒》、《大淖記事》，但這些形象只是日常生活審視，并非偏執于飲食之道的深切追問。直到1984年，阿城《棋王》出場，尋根文學興起，熱衷吃與下棋的王一生橫空出世，與《美食家》中的朱自冶遙相呼應，共同回應了日常生活起點意義上的吃喝問題。王一生自稱“對吃要求得比較實在”，小說開篇即寫王一生虔誠吃相：“吃得很快，喉節一縮一縮的，臉上繃滿了筋。常常突然停下來，很小心地將嘴邊或下巴上的飯粒兒和湯水花兒用整個兒食指抹進嘴里。”王一生與朱自冶有異曲同工處，二人都熱衷于吃，都與世無爭，“一生”的命名也類似“自冶”，有著道家無為而治、簡淡人生的意味。不同的是，王一生是解放后出生成長的知識青年，其重吃之外還有下棋的精神寄托，而朱自冶貪饞之好與資產階級身份及城市經歷有關，他除吃之外別無所求。《美食家》與《棋王》先后聚焦于吃，顯示出八十年代初，文學由日常生活起點對基本生存之道的銳利審視與思考。

電影《美食家》（1985）海報，根據陸文夫小說改編

革命之“道”：介入之“我”的反諷表意

單就貪饞嗜吃的朱自冶形象來說，已極具個性化內涵。無論是偏執無為的道家行為、日常飲食的要義之道，還是味道之“味”的生理意義，朱自冶都與傷痕、反思小說的知識分子、知青形象拉開了距離，也與先鋒小說現代青年明顯不同，堪稱當代文學難得的收獲。不過，與朱自冶相對，陸文夫設定了具有強烈革命意識的高小庭形象。小說中“我”（高小庭）的心理、行動等明顯多于標題指向“美食家”朱自冶，在話語頻次上，“‘我’（而不是‘美食’和‘美食家’）成為小說的第一高頻詞，”[4]（文本中“我”出現了910次，“美食家”僅21次），可見“我”之重要。高小庭是與朱自冶針鋒相對的異質性存在，其與貪饞嗜吃的資本家相異的革命身份是小說別有深意所在。小說整個敘述視點就是作為革命者的“我”對“美食家”的審視性敘述，由此投射映照復雜語境中的“革命”問題，達成歷史反思意味。因此，高小庭的革命意識（即革命之“道”）是小說值得細究的點。經由第一人稱介入式敘述，高小庭近四十年政治路徑方法與朱自冶等飲食之“道”形成對照，不同的反諷話語沖撞出深刻的時代追問。

小說開篇即指出高小庭“藐視”、“憎恨”與“反對”貪饞嗜吃的朱自冶，對立意味鮮明。作為與朱自冶貪饞一生糾纏不清的人，高小庭是寄居城市的外來者（敘事沒有交代是否來自鄉鎮鄉村，但底層背景確鑿），其“家境貧困”、靠“大哥當遠洋水手掙點錢”養家。抗戰后期高父去世，全家無存身之處（高小庭母親說：“只要朱經理說個不字，你就念不成書，我們一家就會住在露天里”），因與朱自冶是遠親而搬進朱自冶小洋房前平房，不出房錢、不交水電費，只守門和兼做家務（但朱自冶并不愿讓其母做家務）。寄居有產者之家，外來者身份，不僅令高小庭有寄人籬下感覺，其貧寒出身也與倡導消費的城市格格不入。高小庭從小接受“反好吃”教育，知道“自由平等，還讀過三民主義”，被朱自冶隨意驅使后，“特殊叫花子”感覺油然而生。這些因素讓他信仰共產主義，參加革命，隨后回來接管蘇州。可見，高小庭革命意識萌芽與貪饞嗜吃的朱自冶、與城市文化息息相關。

回溯高小庭革命意識的產生，從城市消費文化審視文本觸及的革命問題，可以發現高小庭與建國初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塑造的張同志頗為相似。1949年后，中國革命由鄉村轉入城市，張同志來到北京處處看不慣，認為自己“是來改造城市的”，提出了“是不是應該開展節約，反對浪費？”、“是不是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簡單樸素的作風？”等問題，并不斷與愉悅享受城市文化的丈夫形成反差，革命話語在此間產生。《美食家》中，異鄉人高小庭寄居城市，提著籃子為朱自冶跑腿覓取美食，不滿與反叛開啟了少年心中的革命意識。解放后高小庭改變餐飲名店食物格局，以革命化餐飲制約著朱自冶美食動向。與朱自冶跨越四十年的交往中，高小庭一直以克制口腹之欲來強化革命意識，一個改造奢靡飲食消費的“革命者”形象躍然紙上。可見，在革命起點與革命意識上，高小庭跡近于張同志，二人都從社會底層進入張揚消費的城市，都是城市外來者，都反感養尊處優、注重感官愉悅的城市消費，并都試圖以革命方式改造城市奢靡文化。在1950與1983兩個重要節點上，從張同志到高小庭，蕭也牧與陸文夫以相似的革命意識從不同視角共同審視著城市文化。

城市與鄉村是明顯相對的異質性存在。城市以第二、三產業為核心經濟架構，商業消費是城市的重要功能。鄉村以第一產業為主，消費話語大多處于隱匿狀態。寧靜的鄉村與城市商業消費形成反差，不同的食物來源、飲食結構、餐飲空間等是兩種文化異質的切實證明。由鄉村而城市是中國現代發展的重要動向，在此驅動下，進城后的作家以牧歌或啟蒙的不同視角打量鄉土，城市被不少作家指認為愉悅奢靡的惡性空間。于是高小庭反對貪饞嗜吃、口腹之欲的城市資產階級便具有革命正當性。在高小庭革命意識里，朱自冶誕生成長于張揚消費的上海大都市，父親是上海地產商，蘇州一條“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正是其時需要改造的資產階級。抗戰后期，朱自冶住進蘇州洋房，不事勞作，以收租為生，消費型、世俗化的城市文化為朱自冶貪饞嗜吃營造了絕佳環境，可見上海、蘇州等城市是朱自冶貪饞嗜吃的根源所在。青年高小庭提著竹籃走在“高樓美酒——霓虹燈把鋪路的石子照得五彩斑斕”的城市，想到的正是朱自冶美食貪饞的資產階級之惡，這是解放后高小庭改造名餐館讓其變成革命空間的主要動因。

但顯然，陸文夫并非要以革命之道來批判城市文化，《美食家》的深意恰恰在于，高小庭試圖批判朱自冶消費欲望、改造餐館空間的革命構想失敗了。還不止于此，改革開放后，一貫被高小庭“藐視”、“憎恨”、“反對”的朱自冶“卻因好吃成精而被封為美食家”，高小庭卻“一無所長”，強烈的革命反諷由此生發。耐人尋味的還有，改革開放后自認解放思想的高小庭依舊看不起作為“吃的化身”的朱自冶，并稱自己還“站在廟門口”，要繼續拒絕饕餮食客，奢靡消費與革命禁欲之間構成了事件與話語等多重反諷，煥發出時代審察與反思的深厚意蘊。反諷可以看做“表面意思和實際所指間的矛盾對立，它將實際意思掩藏在表象之下，使人無法錨定說話人的立場，由此產生某種模棱兩可的疏離感。”[7]高小庭是《美食家》中的說話人，從講述朱自冶貪饞故事開始，即流露出強烈的無奈感。無奈的高小庭不但搶奪外孫巧克力令其大哭，形成事件性反諷，更聲稱：朱自冶“象妖魔似的纏著我，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還在無意之中決定了我的職業。我厭惡他，反對他，想離他遠點。可是反也反不掉，揮也揮不走，到頭來還要當我的指導”。無奈話語背后，是高小庭改造日常貪饞消費之無奈與失敗后的沮喪。高小庭的無奈是陸文夫竭力營造的反諷敘事策略，也是陸文夫對當代中國政治與日常生活的史性反思。在此意義上，日常飲食之道與革命之道形成了特定的張力關系，即主題意蘊、審美話語的總體性反諷，也是陸文夫小說被稱為“糖醋現實主義”的根源所在。正如文中丁大頭說“資產階級的味覺和無產階級的味覺竟然毫無區別”，這是“一個奇怪的生理現象”，奇怪在于，欲望本能的日常貪饞是很難簡單禁戒的，文本由此形成了對政治認知與革命觀念的整體性反諷，即簡單盲目干涉生理本能的革命之道終將失敗，并會讓自身處于尷尬處境。

吳冠中繪畫

文化間性：欲望、消費與城市書寫

對陸文夫等探求者作家而言，文學是參與革命事業的一種方式。因此，從1956年《小巷深處》到1977年《獻身》、1979年《小販世家》，寫什么對于陸文夫們始終是重要問題。陸文夫并非縱橫開闔宏大主題的作家，其小說都從飲食起居等日常空間與情理切入，以別致而個性化的視角呼應政治。如《獻身》，科學工作者盧一民去貪戀享受的黃維敏家做客，黃維敏從色香味大談“吃飯也是一種文化”，令盧一民十分反感。《小販世家》中，解放前挑擔賣餛飩的朱源達，經歷革命沖擊，放下餛飩擔而下放。這些故事都與日常飲食、時代政治糾結關聯，是陸文夫寫作的特定觸角。到了《美食家》，對美食貪饞、欲望消費與革命進行了深入的關聯探索，成為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這就不能不看到陸文夫以《美食家》對日常生活、社會文化、審美潮流的共同穿越。

在稱謂上，美食家指的是貪饞嗜吃也會吃擅吃的名家，但在當時，嗜吃擅吃何以能為“名家”呢？八十年代初，小說多塑造科學家、企業家等文學形象，以此呼應科學、經濟等時代變革，呈現的是稱謂背后的時代熱點。而畫家、作家等稱謂，則是行業領域內的身份認知，從事的是精神生產，需要付出體力、腦力，貢獻一種精神文化。然而，婦孺皆擅、純消費的嗜吃行動如何成為“名家”？《禮記》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喝飲食是最基本的口腹欲望、最簡單的消費行為，不僅無需投入體力、腦力，也無法貢獻任何產品。因此，美食家的身份建構、認知對輿論、習俗構成巨大挑戰。正是因此，八十年代初，階級話語尚未消散，溫飽剛剛解決，《美食家》以標題引領，通過日常生活、城市精神、欲望消費等建構了新的審美話語，成為政治革命與欲望消費、現實主義與先鋒轉換變革的文化中間物。

高小庭憎惡朱自冶貪饞行為，進而對名餐館革命性改造，企圖以限制口腹之欲的感官享受來達到革命目的，生理本能口腹之欲（乃至性的欲望）的釋放就此成為改革開放時代的重要問題。1980年電影《廬山戀》一吻鏡頭打開了封閉已久的情感欲望閘門，也打開了“食色性也”的原始欲望。張賢亮的一系列小說無不呼應欲望的生理本能問題。但口腹之欲、貪饞嗜吃的生理欲望少有也難有作家能書寫。高曉聲《漏斗戶主》（1979年）只是外在呈現了吃與政治的關系，并未對貪饞嗜吃口腹之欲深入挖掘。直到《美食家》，朱自冶形象及其美食細節、餐飲空間的大量鋪陳敘述，宣示著貪饞嗜吃生理欲望的精神意義，把吃的本體問題先鋒性地置于八十年代時空，由此打開了貪饞嗜吃的生理欲望閥門。隨后1986年汪曾祺寫了《吃食和文學》，鄭重其事地說，吃也是文化，并主編飲食文化集《知味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及撰寫多種談吃文字，還為《學人談吃》（1991年版）等美食書籍寫序。而劉恒《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更是對食與性雙重欲望進行了繁復挖掘。不能不說，這一切與《美食家》貪饞嗜吃書寫存在著隱秘關聯。

《美食家》闡釋了人類貪饞嗜吃的本能欲望，這種欲望書寫與蘇州這座城市息息相關，是蘇州滿足了朱自冶的貪饞欲望。正如陸文夫在附言中自陳，“不得已而借用蘇州風物”，點出了蘇州美食文化的隱在密碼。小說詳盡展示了各種蘇州美食，以及松鶴樓、朱鴻興、堂子菜等諸多餐飲名店和吃法等，城市空間與美食構成了文化同一性，彰顯著消費性的城市精神，朱自冶貪饞欲望也因此有了空間憑借與精神依托，可以說，其欲望應該也可能在城市及蘇州得到滿足。明清以來，蘇州盛名無不與發達的消費文化息息相關，朱自冶貪饞嗜吃、類似道家的偏執基點似也在此，所以醉酒之后，其問責高小庭，聲稱高“把蘇州名菜弄得一塌糊涂”、“對不起蘇州”，直到晚年致力恢復蘇州名菜。就此而言，小說中不同形態的美食景觀是蘇州文化的意義載體，各種飯店、美食、吃法及味覺等賦予蘇州穿越時空的精神性功能。蘇州美食文化為朱自冶偏執嗜好提供了空間，形塑了朱自冶的貪饞主體精神，朱自冶貪饞嗜吃也就成為感知、體驗與理解蘇州的重要（甚至唯一）方式。

小說中，蘇州地域文化以美食方式與朱自冶相互成就，也與作者陸文夫攸息相關，這是陸文夫蘇州文化代言人、“小巷文學”的重要緣起。蘇州食物之于朱自冶和陸文夫都暗含著故鄉般的特定意義，生活于斯年久，食物在相對穩定的意義上塑造了陸文夫與朱自冶的味覺經驗。食物具有傳播、重構( 或虛構) 城市傳統與精神的工具價值，[13]食物為核心的蘇州文化建構了陸文夫與朱自冶雙重形象，蘇州美食與陸文夫、朱自冶仿佛文化共同體般互為認同。也可以說，《美食家》映照著蘇州與朱自冶貪饞欲望的互動性，二者互為精神性意義，這其實是城市文學應有之態，即人與城應該互為精神性存在。如此來看，《美食家》堪稱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最好的城市文學。確實如此，《美食家》發表前，滑稽戲與電影《小小得月樓》即以輕喜劇方式讓蘇州美食名揚天下，其后《美食家》被改編為電影，盡管未能獲得如《小小得月樓》相同的傳播效應（主要源于小說強烈的反諷話語），但也深化了蘇州美食消費與城市文化精神的互動同一性。

中國現代文學發端以來，小說之所以能夠成為核心文體，關鍵是與社會、時代諸多問題的同頻共振。陸文夫以“美食家”為題，紓解著精神至上落潮后欲望消費等日常之“道”的新問題，擊中了物質溫飽與精神生活如何自洽協調的時代痛點。《美食家》以革命視角、政治意識呼應著當時正待落幕的“傷痕”、“反思”小說，又與其后阿城《棋王》等關注飲食與文化的“尋根小說”、切入人欲本能的劉恒《狗日的糧食》、方方《風景》等新寫實小說交叉勾連，彰顯了消費性的城市文學主題，形成了跨越不同文學思潮的間性文本特征。概而觀之，《美食家》既有當代中國的政治反思，也有對飲食等日常生活與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達成了飲食等日常生活之“道”與政治歷史變奏的間性張力。而在政治文化與日常飲食的張力之間，陸文夫不僅反思了當代政治，尤為切要處在于，小說還建構了美食文化新觀念，讓曾受革命禁錮的欲望、消費得到解放，這種解放如同生產力解放一樣，是八十年代變革發展應有的時代動力，這是今天“吃貨”遍地、美食紀錄片不斷出新的語境中，重讀這一文本時要特別注意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八十年代文學思潮與美術思潮互動研究”（項目號：18BZW157）、江蘇高校“青藍工程”項目資助成果

本文作者：

李徽昭，江蘇理工學院人文學院

來源：《小說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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