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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話劇陜軍”的異軍突起是近年來中國劇壇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西安話劇院的《麻醉師》《柳青》《路遙》《長安第二碗》，陜西人民藝術劇院的“茅獎三部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是其中的顯著標識。豐富的文學意蘊、現實主義底色上的詩化風格和濃郁的陜西地域色彩是“話劇陜軍”顯在的審美韻致，其背后則體現著陜西話劇人的文化自覺及藝術自省。』

▲《長安第二碗》劇照。（圖片來自《光明日報》）

(相關資料圖)

植根文學沃土，開掘人性意蘊

陜西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文學陜軍”在當代文學版圖上熠熠生輝，這為話劇舞臺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藝術養分。植根于文學高地的“話劇陜軍”，開始利用這得天獨厚的優勢嘗試新的攀登。如果說“茅獎三部曲”從廣闊深邃的文學譜系到色彩斑斕的舞臺表達，是水到渠成的創造性轉化，那么《柳青》《路遙》則是直接把“文學陜軍”創作者的形象付諸舞臺，將作家的文學境界與人格情操鮮活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從“文學陜軍”到“話劇陜軍”的因勢利導，不僅意味著舞臺對文學的單向借力，也是話劇與文學的雙向奔赴。一方面，在話劇原創力困頓的當下，對文學的擁抱與回歸仍是話劇突圍的不二法門，借力小說滋養的舞臺改編是一條必要且可行的創作路徑；另一方面，當《柳青》斬獲文華大獎，《路遙》入選《“講話”精神照耀下——百部文藝作品榜單》，“茅獎三部曲”贏得市場的極佳回饋后，更多觀眾因為在劇場受到了靈魂觸動，而回過頭來重新走進《創業史》《白鹿原》等經典作品的文學世界，從而在這個碎片化的“讀圖時代”，再次感受到文學經典的魅力。

得益于豐厚的文學積淀，“話劇陜軍”不滿足于對生活表象的簡單描摹，不刻意追蹤當下的“熱門”主題，而是透過人情世相的書寫，體現對歷史的反思、對文化的探究、對人性的叩問。《長安第二碗》表面上講“吃食”，講葫蘆頭泡饃的色香味，其實真正關注點是個人、家庭乃至民族的“精魂”，是人格的尊嚴、理想的堅守和生命的意義。《路遙》直接打動觀眾的，或許是一位人民作家的文學情懷；而該劇最具深度的，恰恰是一個偉大作家的世俗生活與精神境界的錯位，庸凡現實與崇高理想的對峙，尤其是在痛苦的靈魂撕裂中表現出的堅守與奉獻。歷史的厚度、文學的高度，賦予了“話劇陜軍”以崇高的文化品格。

拓展舞臺景觀，傳遞詩性哲思

將結構宏大、人物眾多的文學經典，或者大家熟知且敬仰的作家形象搬上話劇舞臺，需要更好的舞臺呈現形式。改編文學經典時，盡可能忠實于原著是約定俗成的創作原則；塑造作家的舞臺形象時，盡可能準確地再現作家的精神氣度亦是觀眾的審美期待。然而，由于話劇在時空跨度、內容體量及細節的豐富性上很難還原原著，而作家的舞臺形象與讀者的理解接受之間往往存在落差。因而找到既能體現原著意蘊、契合觀眾期待，又符合舞臺規律的呈現樣式和藝術語匯，是對話劇人藝術素養的考驗。

《平凡的世界》中那個布滿整個舞臺的巨大碾盤，為全劇激情澎湃的表演和靈動的時空遷移搭建起必要的支點，更重要的是，這一具有極強視覺沖擊力的舞臺意象正是黃土高原日常生活狀態的外在表征，承載著陜北人的現實苦難與理想追求。《主角》用50多個段落展現憶秦娥一生的命運起伏，在近乎空空的舞臺上，一把椅子，幾根立柱，出將入相，變幻無窮，舞臺節奏令人稱道。尤其是戲中戲的穿插、夢境的呈現以及虛實之間的意境營造，滲透著玄妙的詩意。在現實主義的整體風格下，戲中戲始終與主人公的人生際遇互相映襯，夢境總是出現在憶秦娥情緒的高潮節點，其悲憤、屈辱的心靈悸動借此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路遙》的舞臺上那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既是主人公生活環境的再現、人格理想的投射，也昭示著路遙的文學世界與這片土地之間的血肉聯系，黃土高原上那逆流而上的黃河纖夫，正如路遙在文學道路上的艱難跋涉。由這黃土地和遠方傳來的黃河號子，我們又會自然地想到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們，他們的苦難感動著路遙，他們的堅韌和智慧更滋養著路遙，路遙這樣一位人民作家，從來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啟蒙人民，他自己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平凡的世界》和《主角》都采用了人偶，前者是演員扮演的人偶，其中就有人偶路遙滿懷悲憫地與他筆下的孫少安進行靈魂對話；后者是提線演員操控下的人偶表演，小羊、童年憶秦娥、小宋雨都以人偶代替，他們的命運不正如人偶一般，何曾掌握在自己手中？人偶將具象的生活抽象化，又將抽象的理念具象化，營造出奇異的陌生化景觀，也暗含著或激人奮進、或令人唏噓的詩性哲思。

由此，文學經典的話劇改編和對作家形象的舞臺塑造，為拓展話劇舞臺語匯、營造嶄新的舞臺景觀提供了契機，也將舞臺呈現提升至詩意象征的高度。

深耕地域風格，初顯流派意識

▲《路遙》劇照。（資料圖片）

如“文學陜軍”一樣，“話劇陜軍”始終聚焦于陜西的風土人情，表現當地人的喜怒哀樂，寄托他們的價值追求，話劇題材的地域特征由此凸顯。《平凡的世界》是陜北黃土高原城鄉生活的巨幅畫卷，《白鹿原》是關中平原家族興衰的恢宏史詩，《長安第二碗》以一個葫蘆頭泡饃店的奮斗歷程折射古城西安的當代演進。除了文學敘事之外，作為綜合藝術的話劇還可借助豐富的視聽語匯，營造強烈的地域色彩。《平凡的世界》中熱情火辣的陜北民歌、《路遙》中古樸野性的彈唱說書、《白鹿原》中慷慨激越的老腔，以及普遍采用的陜西方言，不僅是地方藝術元素的展示，還深深地融入了劇中人物的血脈，化為陜西人表情達意、抒發心志的特定語匯。另一方面，不管是黃土氣息，還是關中風情、西安紀事，都是既具有地域色彩，又兼備普遍意義的審美意象。《白鹿原》中兩個家族幾十年的恩怨糾葛，體現出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變遷；《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的堅守與孫少平的闖蕩，表征著整整一個時代青年群體的精神向度；《主角》中秦腔藝人的無限風光與無盡滄桑，折射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戲曲的困頓與突圍；《長安第二碗》以極具時代感的流行歌曲和沉郁悲壯的秦腔唱段貫穿各幕，譜寫出當代中國的壯麗組歌。

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統攝下的中國話劇，盡管向來并不以流派紛呈而見長，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鮮明的地域風格。以北京人藝為代表的京味兒話劇、以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為代表的海派話劇，以及以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為代表的關東話劇，都以個性化的演劇風格贏得了觀眾的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由“話劇陜軍”打造的“陜派話劇”系列，已初步彰顯出藝術創作的流派意識，以獨樹一幟的陜西地域文化特征，為中國話劇的百花園地增添了新的色彩。（完）（原標題：“話劇陜軍”的審美韻致與文化意義）

作者/穆海亮

責任編輯：向光

標簽： 話劇陜軍用陜西風土人情傳遞獨特的詩意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