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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蘇州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網站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大約一萬年前后，人類在“全新世”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考古學稱之為新石器時代。作為文明概念的“全新世”，進入8000年前至4500年前之間，是地球上最溫暖的時期，人類創造文明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有了這350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打底子，人類也終于站穩了腳跟，開始向全球發展，并真正具備了作為萬物尺度的架勢，因為，人類為了向自然爭取自由，開始了創造。

新石器時代，人類的一只腳邁開了文明的進程，而另一只腳，卻還在自然進化的窠臼里，那是一個過渡的時期，是從自然界向文明世界轉化的時期，這一時期，人類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創造。創造，不同于自然進化，表現為人的“創造性進化”。

加工石器，是人類順應石頭自然屬性的一種制作，是自然進化，而燒制陶器，則是人類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器物，是自然界里原本沒有的、由人創造出來了一種新的形式，叫創造性進化。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當然不錯，可螞蟻、蜜蜂也都勞動，猴子采摘、獅子狩獵不也是勞動？所以，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創造人，只有創造性勞動才能創造人。因此，人在創造性勞動中，創造了自己。以此來看所謂“文明進程”，其實，也就是個“創造性進化”的過程。

創造超越進化，進化是在自然的空間里進行，而創造則在想象的空間里展開；想象，并非來自進化，創造，也不是自然的成果。如果人類命中注定要從自然里面異化出來，那就必須把自然當作自己的對立面來把握，就必然要從自然的產物變成萬物的尺度，從自然安排好的食物鏈和生態循環圈里解放出來，為自然立法。

這就是新石器時代呈現的人類文明的樣式，從量變到質變，從自然進化轉向文明進程，人類開始了新的歷史性成長。

全新世大暖期，太湖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是我國史前文化的主流區域，而且還是形成文化中國的重要源頭之一，這里孕育了史前文明的草鞋山人，他們是一批人類意識覺醒了的人。

人一旦認識到自己是個人，而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形態，便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開始定型人的生活方式，草鞋山人就是這樣一批原創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從草鞋山遺址中可見，原創無處不在，表明“原始人”，是第一批創造文明世界的人。

“創造性進化”的見證

6000年前，草鞋山人就創造了屬于他們自己的時代，他們燒制陶器、灌溉稻作、人工養殖、土木建筑、羅紋紡織……尤其是他們先于良渚文化掌握了治玉工藝，開始了文化中國的美的歷程。

治玉，雖然仍是順應石頭的自然屬性去延伸，但是能將石頭里的美石——玉分化出來，承擔審美和信仰的禮儀性功能，就已經說明，正是人的精神訴求，成為人類“創造性進化”的原動力。

草鞋山文化遺址，位于今蘇州市工業園區唯亭鎮，因靠近陽澄湖附近的草鞋山土墩而得名，屬于良渚文化的一支，但它時間上又早于余杭良渚文化遺址，因而可作為良渚文化的先驅樣式。

該遺址，有著豐富的文化堆積層，竟然厚達11米、分為10個文化層級、五種文化類型，而且各個文化之間的承繼關系非常明晰，文化的連續性實屬罕見，給出了史前繼承與創造性進化的發展樣式，被考古界稱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江南史前文化的標尺”。

十個不同層級的文化堆積，分屬于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歷史時期，按其揭示的先后順序，從下依次往上排列：第十、九、八層，屬于馬家浜文化，第七、六、五層，屬于崧澤文化，第四、三、二層，屬于良諸文化，最上面的第一層，屬于春秋時期的吳越文化。

這個序列，從新石器時代之初的文明產物，到早期國家形態的文明初曙，可謂應有盡有，將它們一一陳列出來，就是一部展現太湖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物質文明系列的歷史編年，尤為可貴的是，它們清晰地呈現了新石器時代江南地區最重要的三個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文明傳承關系，保存了它們之間的聯系性，被考古界譽為，江南史前文化的“三疊層”。在沒有文字的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可資研究的完整的物質文明標本。

“三疊層”的提出，源于考古學家梁思永。1931年，他在發掘安陽高樓莊后崗時，發現了殷商文化層在上，龍山文化層在中，仰韶文化層在下的三種文化堆積依次疊壓的關系。據此，他判斷仰韶文化早于龍山文化，龍山文化又早于殷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系，并以此確定考古堆積層的文化編年和時間坐標。但那是中原“三疊層”，而草鞋山遺址，卻提供了另一個“三疊層”——江南“三疊層”。

馬家浜文化，因其最早發現于浙江省嘉興市的馬家浜遺址而得名，距今約7000-6000年，與杭州灣余姚河姆渡文化同期，屬于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較早階段的遺存，分布范圍，西含太湖流域，東到沿海一帶，北抵長江一線，南達杭州灣至錢塘江北岸。

而草鞋山遺址的馬家浜文化層，優于馬家浜文化其它遺址的表現，在于它的水田灌溉系統，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稻作農業灌溉系統”，這一灌溉系統，截至目前，共發掘了74塊水稻田遺跡、以及眾多炭化粳秈稻谷，為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還有它的葛麻紡織品，也有不俗的文明表現等。

崧澤文化，因其上海市的崧澤遺址而得名，距今約6000-5300年，它承接馬家浜文化發展而來，分布范圍仍以太湖區域為中心，向西擴展到南京—鎮江一帶，而其北界，則已越過長江。

草鞋山遺址里的崧澤文化，比起馬家浜文化，就顯得平平，不像馬家浜時期那樣有突出的表現，雖然在各方面對馬家浜人的“創造性遺產”都有發展，諸如，出現了養蠶和絲織技術，作為獲取生活資料的重要手段，水稻種植的農業，已經超越了自然狀態的采集漁獵階段，還出現了陶鼎、玉璜等具有文明標志性的物件，但草鞋山遺址的崧澤人，與其它地區同時代崧澤人相比，基本“雷同”。

良渚文化是中國史前文化的高級階段，遺址遍布江浙，但其文化影響卻遍及中國南北，因其首先發現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鎮而得名，距今約5300-4000年。良渚文化接著崧澤文化發展，分布范圍西起寧鎮山脈東側，東到東海沿岸，向北分布到長江以北的海岱地區，向南直到杭州灣，幾乎覆蓋了整個東南部，統一了杭嘉湖平原與寧紹平原。四千年前之際，良渚文化全方位大遷徙時，幾乎覆蓋了整個華夏。世界史上曾有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而形成希臘化世界，史前也有一個良渚人大遷徙形成的良渚化世界；如果說希臘化世界具有的文化傳播學的價值，那么良渚化世界則具有締造史前文明的意義。

的確，良渚文化從新石器時代走出來，開創了一個屬于自己的玉器時代。西方文明里沒有這么個玉器時代，直接從新石器時代進入到青銅時代，所以，玉器時代成了中國文明的標志。良渚文化以玉文化統一了史前中華，締造了以玉文化為底蘊的中華文明。

草鞋山遺址里的良渚文化層，看來屬于良渚文化早期，從它出土的文物來看，它的文化核心競爭力，不言而喻，就是玉器。

那么，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如何看史前草鞋山人從馬家浜到崧澤再到良渚文化的、越千年而未斷的“創造性進化”軌跡？

草鞋山人的國家起源試驗

六千年前的草鞋山人，在“創造性進化”的過程中，居然在這里開始了國家起源的試驗，而且作為文明古國的萌芽，出現了與之相應的三個標志：馬家浜文化遺存的古稻田灌溉系統、最早的玉琮以及最早的衣冠人物的出現。

1、“田”與公共權威的萌芽

農業生產方式的出現，表明人不僅從采集漁獵的自然食物鏈上解放出來，而且還開始從順應自然走向改造自然、并為自然確立法則，諸如從采集食物到種植食物，從打獵到馴養。有了種植和馴養，文明便開始了積累，農業文明有了積累，有了剩余財富，便為國家起源準備了經濟基礎。

草鞋山馬家浜文化層的古稻作農業，已經開始了灌溉系統和“田”的劃分，而且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化。

考古人發現，草鞋山馬家浜水稻田74塊，分東西兩片水田，分布在地勢低洼的原生土面上，有田埂。西片水田，以池塘為灌溉水源，東片水田，以蓄水坑或水井為灌溉水源，它們結構相似，由小塊淺坑、水溝、水口串連而成。

從供水來源的角度來看，東、西兩片的水稻田，分別代表了以水井為水源和以水塘為水源的兩種灌溉系統。以水井為水源的灌溉系統，由水井、水溝、水口組成，所有田塊和水井相互串聯，可相互調節水量；以水塘為水源的灌溉系統，所有田塊分布在大水塘沿邊，有水口溝通的田塊，可調節稻田水量。“田”是一種生產方式，它反映了馬家浜人對于稻作工藝的掌握程度，同時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馬家浜人對土地規劃的要求。“田”與人工灌溉密不可分，體現了農業國家的初始職能——國家化的治水職能，這里有可能是史前中國治水的源頭，最早的“大禹治水”或出于此，表明這里也是中國治水文化的起源。

稻作，也是衡量草鞋山人幸福指數的一個指標。據考古學者研究，河姆渡人的稻作收獲，僅供喝粥，他們還是以采集、狩獵為主要食物來源，種植、養殖，都還處于嘗試“農藝”階段，而良渚人則可以吃米飯了。草鞋山人在馬家浜文化時期，能否吃上香噴噴的米飯呢？草鞋山馬家浜文化初期，稻作生產已初具規模，至馬家浜后期，稻作生產已經成為食物的主要來源之一，從水田灌溉系統的農業生產技術到形制各異的陶釜這類食器，包括馬家浜人留下的碳化粳米粒，似乎可以給出一個肯定的判斷，這里的先民已經開始吃米飯了。

如果說此前采集和漁獵作為人類的謀生手段，還是動物性本能的拓展和延伸，食物的來源要靠自然提供。那么，在全新世突然出現的農業和制造業以及畜牧業，則是人類超越自身、征服自然、見證自我的創造性進化。

2、“中華第一玉琮”

邁向古國文明的第一步，從新石器時代走向青銅時代，這是世界文明史的通例，但中國卻是個例外。當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銅時代時，中國文明則順著新石器文明的慣性，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高級階段——審美的玉器時代。如東北遼河一帶的紅山文化、長江以北的凌家灘文化，玉器以爆發式呈現，成為主流文明樣式。

青銅文化與玉文化有不同的文明屬性，因青銅而形成的國家本質，有明顯的暴力認同特征；而玉制國家，則呈現出文化認同的特性。

玉石細膩，俗稱“軟玉”，無法作為功利性的工具使用，基本為先民精神生活的憑借，在審美層面表達信仰的共識，不同的器型表明不同的精神功能和不同身份的公共精神訴求。

草鞋山文化遺址初現文明古國萌芽的第二個標志，就是在第二層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中華第一玉琮”。“玉琮”是祭祀禮器，草鞋山人通過“玉琮”在與天地溝通的統一的公共精神生活中，產生了公共組織和權威。

在良渚文化中，玉琮，象征信仰的精神生活，代表神權；玉鉞，象征王權；玉璧，是財產私有權的標志，表明財產私有意識的出現，也是古國民的身份證。三者之中，玉琮最重，它也是身份分化的重要例證。

良渚文化時期，已有身份等級出現，國家意識開始萌芽。這一時期的宗教，以玉禮器作為宗教的物化形式，而且還是以“統一神”的方式參與社會管理，玉琮作為“統一神”的象征，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最重要的地位，成為“玉禮巫政之國”的核心。

草鞋山遺址的第二層M198墓葬，是一座典型的良渚文化類型墓葬，出土了大型玉琮、玉璧等隨葬玉器。據考古發掘，墓葬露出時先發現一件玉琮，外方內圓，刻有獸面紋飾，這是首次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第一次給出了玉琮的年代線索，在此前只有傳世的玉琮，可以追溯到西周，卻從未在墓葬里發掘過玉琮，因此，這件從五六千年前的史前墓葬中橫空出世的“玉琮”，為長期被視為傳世品的“周漢古玉”的玉琮，確定了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出身，也就是說“周漢古玉”的玉琮來源于良渚文化，以此確定了玉琮產生的史前文化坐標，同時，證明了草鞋山遺址良渚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被譽為“中華第一玉琮”。

現實中玉器始終與身份相關。據考古發掘，該墓葬的墓主為男性，陪葬兩位二次葬的女性，一共有三組陪葬器物。第一組，在墓葬中部，有穿孔石斧、穿孔玉斧、小玉琮、玉珠，南部有玉璧一件、玉琮2件以及玉鐲、玉管、玉珠等，北部有陶器9件。玉石器多在頭部左右，陶器多在腳部。第二組，靠近兩位二次葬的女性腳部，除了陶器，隨葬品也有玉琮、玉璧、玉飾等。第三組，靠近二次葬女性的頭部，有玉璧1件、玉珠11顆和刻有精細花紋的薄壁輪制黑皮陶器。可見，兩位從葬的女性身份高級，表明了男性墓主的地位，應該具有特殊身份和權威，尤其是不同級別的三件玉琮，反映了墓主擁有祭祀權。

人有王不算什么，猴有猴王，獅有獅王，連螞蟻都有自己的王。人類有王，那還是動物性的進展，尚處于自然法則的鏈條中，還在自然進化的序列里。可人有神，則是人自身的創造，是從人的自我里開顯出來的一個新世界，是人在終極追求里走向未來、通往最高存在的自我印證——我就是神！所有這些文明的要素，幾乎都在全新世萌芽。人類在文明進程中從自然狀態走向社會形態、從族群狀態走向國家形態，以至于從古國走向方國、從方國走向帝國，真可謂是一部國家主義進化的歷史傳奇。

草鞋山玉琮的出土，表明草鞋山人在6000年前，就用玉開啟了禮制文明的曙光，來到了國家起源的入口處。

3、草鞋山人是衣冠人物

衣冠人物的出現，是草鞋山古國文明形成的第三個標志。

考古學者在草鞋山遺址馬家浜文化第10層，發現了3塊炭化紡織物殘片，這是目前出土最早的葛麻紡織品實物。經鑒定，3塊炭化紡織物殘片，其纖維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織物以緯起花，羅紋織；經密每厘米約10根，緯密每厘米羅紋約26至28根，每厘米13至14根，花紋為山形斜紋和菱形斜紋，組織結構是絞紗羅紋嵌入繞環斜紋，還有羅紋邊組織。

有了葛麻織物，還有草鞋山良渚文化層出土的玉冠形器和玉梳背，讓草鞋山人開始穿衣戴帽，成為第一代衣冠人物。古國文明，不會在茹毛飲血中起源，它要在作為財富標志的衣冠人物中產生，在采摘和狩獵的自然狀態里，不會有私有財產出現，只有在農業生產方式的經濟行為里，才能通過剩余價值的積累形成私有財產。

那些織物殘片，還有束發玉冠、玉梳背以及骨簪等，向我們展示了中國最早的衣冠，也許草鞋山人就是中國最早的衣冠人物。

談到國家起源，我們可以設想有三個階段，草鞋山文化或處于國家起源的小試階段，良渚文化或為國家起源的中試階段，而良渚文化在大遷徙中形成的良渚化世界，則是文化中國的形成與普及階段。

草鞋山文化是良渚文化的先驅，它像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一樣，首先打開了玉文化的審美之眼，共筑了一個史前良渚化世界的文化中國。在對美的追求上，沒有比玉文化更徹底的了；在對美的表現上，沒有比玉器更純粹的了；在人類所有的生產活動中，沒有比制造玉器更超越功利趨于審美的了。迄今為止的各種產業，都是以功利為目的的，只有玉器生產，一開始就是為了審美——為美建立標準和規范，使美呈現出文明樣式。正是審美，導致“玉石分離”，不僅確立了玉的獨立品位，而且通過玉，美也得到了集中反映。“玉之美”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重啟了美的原始統一性，將文明的功利性、權威性和神圣性重新納入審美的統一性中，以新的本體性和主體性，以特有的玉器制作方式——琮鉞璧，締造一個審美的國度。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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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對考古遺址的一個歷史哲學解讀以六千年前的草鞋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