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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每一個題目都是新的"。

"他研究社會史，是為思想史做準備，研究思想史是為了要寫出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他研究社會史的意圖是為了要探索中國歷史發展的全貌"。

【資料圖】

——白壽彝

"社會史研究，先從經濟學入手"

"研究歷史，首先要知道生產方式，根據生產方式來區別某一社會的經濟構成，因為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性質。”

——侯外廬

《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是侯外廬步入史壇的處女作，是凝聚了他20多年心力的結晶。該著作最初發表于1943年，定名《中國古典社會史論》。1955年，經修訂，再更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整個成書過程經歷了前后12年時間，如果再算上著者根據德文版翻譯《資本論》，確立研究的理論起點，其間又是10年。應該說，20多年坎坷而艱辛的學術探索之路，也是侯外廬嘗試將馬克思主義學說民族化，探究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特殊規律，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實踐過程。

一、在李大釗的影響下，翻譯《資本論》

從《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到《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顯而易見，著者所記述的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歷史，他講的"古代"、"古典"社會是指"奴隸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侯外廬以此為理論的"原則"不是偶發的奇想，與他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理解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而他的理解又是根植于多年來對《資本論》的翻譯。

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李大釗幾次向侯外廬提到馬克思的《資本論》，抱憾中國還沒有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他曾反復說過∶"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資本論》，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領。"1924年，當侯外廬聽從他的教誨，決意翻譯《資本論》，從理論上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義時，李大釗給予了明確而堅定的支持。為了幫助侯外廬進一步開闊理論視野，補充經濟學知識，李大釗還介紹侯外廬結識了時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的陳翰笙），1927年夏，侯外廬赴法留學，進入巴黎大學文學院，開始學習德文，試譯《資本論》。1928年初，正式動筆翻譯經恩格斯審定的《資本論》德文第四版。之所以選擇德文版翻譯，主要就是為了尊重馬克思的原著。當時中國人接受西學、接受馬克思主義，從語言上主要是依靠日文和英文。這中間，產生的問題很多。最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學術理論的本義。李大釗當年留日，其實有一個想法，就是要通過深入的文化考察，正本清源，真正認知西方文化的真義。因此，他特別反對時人"群趨于扶桑"，"以和化為榮"，追求"簡便易行"的淺薄之舉。相對于李大釗一輩人，真正深入到西方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腹地，確實為侯外廬的翻譯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他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陰，使自己的學術追求變成了有責任的信仰。1932年9月，他與王思華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由北平國際學社出版，這是中國人最早翻譯的《資本論》版本。1936年6 月，《資本論》第一卷由世界名著譯社出版。

在艱苦的翻譯過程中，侯外廬最為注重的是概念的完整和準確，頗有當年嚴復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遺風。他明確提醒我們∶"《資本論》里用資本主義這一范疇甚少見，而做形容詞用的是取Capitalist，如資本家的社會，資本家的生產，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即生產方式）的一社會，就是因為資本主義是按一個諸制度并存的構成看待"（絕非所謂"純而又純"）。"這種嚴明的方法論，實在是認識一社會構成（不是社會制度）的先決條件。"

應該說，作為中國最早探究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人，支撐其研究理念的自信就源于他對"生產方式"概念的深刻把握。在他臨終前為即將出版的《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所撰寫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概括了他的社會史研究的"原則和方法"。他指出，"社會史研究，先從經濟學入手"。"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的歷史科學不能不從研究經濟學開始。我在《社會史導論》中說了這樣的話∶"在經濟學和歷史學中，研究社會發展的一般構成，是一個先決的問題，沒有在此方面做確定的認識，就要犯錯誤""。"研究歷史，首先要知道生產方式，根據生產方式來區別某一社會的經濟構成，因為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性質。反之，如果不應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特定歷史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產方式的變化，就難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判明這一時代的社會性質，揭示歷史的規律性，歷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學依據。"

基于上述認知，侯外廬堅持對生產方式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給予了自己特殊的理解∶"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勞動者（力）二者的特殊結合方式。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話來表述，就是"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克思接著就據此概括作為特定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點。"

當翻譯《資本論》，初步系統了解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后，侯外廬便自覺放棄了參加"打語錄戰"（即"公式對公式"，"教條對教條"）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一直取"客觀"立場分析各家之見的成與敗，不曾急于發表自己的意見，所以，贏得了比較充分的時間來摸索自己的路"。他繼續從事翻譯，甚至于"在監獄里深造德文"，通過翻譯發現問題，進而深入到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從歷史研究中豐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一書創造性提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原則"，即確定中國古代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為主導的古代，謹守考證辨偽的方法，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古代史料結合起來作統一的研究，明確"各民族所經歷的古代奴隸制，有著不同的路徑"

二、探究亞細亞生產方式，

揭示中國文明社會的起源及其特殊性

《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正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延長的代表作。侯外廬試圖通過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變化的實際，證明馬克思的假說，并且做進一步的理論延伸。同時，探索研究中國古代的科學路徑，運用正確的方法論處理中國古代浩繁的史料。

那么，作為"亞細亞國家"是如何實現政治統治的?這是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不可回避的問題。侯外廬認為，中國古代"在氏族廢墟上所建立的城市國家，是拿"宗禮"作為政治統治原則的"。我們看到，"周的國家也稱作"宗周""。"氏族貴族統治權是專及的，沒有族外人參加的余地，這即是所謂"宗子維城""。按"其理論是∶"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國語·晉語》）。統治者都是"兄弟甥舅"之類"。從統治者權利義務的起源著眼，它的文明標志則是隱形的，"藏在所謂鼎、彝、尊、爵的吉金本身"，這些"氏族貴族所專有的禮器，后來才成為貴族地位的名稱"。因此可以說，""禮"是文明社會的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器"是保藏這個制度的神圣東西"。也正是由于此，中國古代文明社會不僅"沒有復雜的官制"，亦"沒有封建官制的地方色彩"。侯外廬進而論證了中國古代官職的起源，說明官的本質。

三、重識《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首先，它是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民族化、歷史化的結果，亦可稱之為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中國版”。

其次，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堅持實事求是科學精神相統一的典范，沖破思想禁區，開始了一條深入認知中國的理路。

再次，它為中國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社會史與思想史的有機結合，成為侯外廬史學研究最顯著的特征。

（文字摘自《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侯外廬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

1.《中國古代社會史論》

侯外廬 著

將馬克思主義學說民族化

探究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特殊規律

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實踐過程

本書是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20世紀40年代關于中國上古社會的文明起源、政治變遷及發展道路的重要研究成果。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拓者之一，侯外廬并沒有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結論，而是在扎實研究的基礎上，對馬克思筆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對中國上古社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和看法時至今日愈發顯現出其特有的理論光輝。

侯外廬（1903—1987），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同時攻讀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1930年回國后先后在哈爾濱法政大學、北平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后,歷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等職。

標簽： 6本中國史學名著｜社會史研究 先從經濟學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