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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圖)

《目加田誠北平日記》書影（鳳凰出版社，2022）。（資料圖/圖）

1929年，陳寅恪有詩《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其中,“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一句，說出了當時眾多中國學生去日本學習中國歷史的尷尬現狀。不過，文化交流向來都是雙向的。1930年代，也有一些日本學生來到北平，致力于中國的文史之學。戰后成為日本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權威的目加田誠就是其中之一。《目加田誠北平日記》給我們留下了1930年代日本漢學家在北平學習的盛況。

這本日記記錄了作者從1933年10月到1935年3月在北平的生活起居與讀書交游。生活起居方面，此書可謂1930年代北平風俗史與生活史的真實寫照。作者巨細靡遺地記錄了北平那時而塵土飛揚時而清澄高遠的天空、讓人驚奇又驚喜的鴿哨聲、重陽節前后街頭賣菊花的盛況、便宜坊吃北京烤鴨的溫馨、街頭巷尾小販的叫賣聲，來今雨軒文人雅集的盛況、書鋪伙計的懇摯淳樸等等。如今回首，恍如隔世。那是抗日戰爭來臨之前北平的繁華驚夢。

讀書交游方面，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目加田誠、小川環樹、濱一衛等漢學家頻繁出入于北平的飯館、電影院、戲院等場所，也可以看到他們與中國學者的交往。剛來北平時，目加田誠所交往的中國學者，多是老派的舊學者，如楊鐘羲、江瀚等。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更多來往的是新派文人了，如胡適、周作人、錢稻孫、朱自清、孫楷第、俞平伯等等。隨著交往的深入，目加田誠住進了錢稻孫家中，而他的朋友濱一衛則住到了周作人家中。也正是在錢稻孫與周作人的幫助下，目加田誠得以在中國大學旁聽孫人和、吳承仕等人的課程，在北京大學旁聽馬廉的課程。與此同時，目加田誠還跟幾個日本友人邀請楊樹達在每周日給他們講解《說文解字》。與這些中國學者的交往與請益，為目加田誠的中國文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以他與胡適的交往為例。來到北平后，目加田誠花錢雇傭滿族人奚先生每天給他讀一回《紅樓夢》，借助這一方式來學習漢語。有了這層因素，他對《紅樓夢》的學術興趣與日俱增。1934年1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因為需要預習明天的功課，所以讀了胡適的《考證》。”這里談到的考證，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胡適關于中國古典小說的考證方法，不僅在中國有廣泛的影響力，而且在日本學人中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在閱讀了胡適的這篇論文之后，目加田誠對《紅樓夢》的相關史料非常有興趣，他尤其關注胡適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1934年10月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景山書社求得《文哲季刊》舊刊的二冊(為清代兩詞人的戀愛故事)以及《國學季刊》(新出版的胡適有關《石頭記》鈔本的文章)。”此后不久，目加田誠和他的幾個朋友還專程去胡適家拜訪了胡適，兩人就《紅樓夢》的相關問題有過深入的學術交流。由此，我們還可以看到胡適的小說史考證對日本漢學家的影響。陳寅恪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評價不高，但對其小說史考證則評價甚高。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位出現空缺，陳寅恪認為最合適的繼承者就是胡適。鄧廣銘在回憶中提到了陳寅恪提議讓胡適做院長的理由，他說：“如果找一個搞文科的人繼任，則應為胡適。胡適之對于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考證的文章，在國外的學術界是很有影響的。”目加田誠的日記，為陳寅恪的這一說法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此書最讓人敬佩的是日記中的注釋。在此前的讀書經歷中，有三本書的注釋讓我印象深刻：一本是錢鐘書的《宋詩選注》，此書注釋之精彩，乃學界公認。不論是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還是小川環樹，對此書的注釋都推崇備至，晚年的胡適對此書的注釋也是贊賞有加。一本是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的注釋寫得洋洋灑灑，時而拿胡適觀點來借題發揮，時而與胡適商榷抬杠，可謂妙趣橫生。還有一本是胡文輝的《現代學林點將錄》，注釋中時而辨析不同學者治學上的異同，時而展現眾多學人生活中的奇聞軼事，讓人驚嘆于作者腹笥之淵博。這本《目加田誠北平日記》，真是展現了注釋者的學術功力。日記中，目加田誠談到他對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涉及的汪中、龔自珍等人感興趣，注釋中就會給出《越縵堂日記》中的相關評論。日記中，目加田誠記下了他跟朋友去真光劇場看電影，注釋中就給出了真光劇場的來龍去脈。日記中，目加田誠記錄了他去飯店潤明樓與朋友吃飯，注釋中就會給出潤明樓的前世今生，還會給出這家飯店的招牌菜，甚至還會提供同時代的日本學人在這家飯館吃飯用餐的相關回憶。可以說，讀此書的注釋，乃是一大樂趣。一書在手，北平知識人的社會交際與娛樂享受，也就活靈活現展現于眼前了。

讀罷此書，還有兩個感想：第一，當目加田誠、小川環樹、仁井田陞等青年才俊游學于北平之際，同樣是在1930年代，同樣是在北平，以費正清、顧立雅、卜德為代表的美國青年人也以當時的北平華文學校為中心，致力于中國的文史之學。二戰之后，目加田誠成了《詩經》的研究權威，小川環樹成了唐宋文學研究的大家，仁井田陞成為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巨擘。與此同時，費正清成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第一人。而顧立雅之于中國上古史，卜德之于中國哲學史，均已赫然成家。天才總是成群結隊而來。第二，想到1930年代的北平，聚集了如此多卓越的學術人才，總讓人覺得，當時漢學研究的中心，并非在巴黎，也不在京都，而是在北平。關于當時北平的學術盛況，沒有人比身在其中的錢穆說得更好了。他在《師友雜記》中寫道：“其他凡屬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歡相接，研討商榷，過從較密者，如陳援庵、馬叔平、吳承仕、蕭公權、楊樹達、聞一多、余嘉錫、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覺民、趙萬里、賀昌群等，既屬不勝縷述，亦復不可憶。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目加田誠北平日記》，恰可為錢穆的這一論斷做一注腳。

林建剛

標簽： 林建剛評目加田誠北平日記這本書的注釋讓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