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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5成00后能接受相親找對象】?

今年春節，你相親了嗎？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在剛剛過去的兔年春節假期里，不少年輕人在回鄉過年的同時卷入了相親潮中，甚至有杭州小伙在假期里加了四十多位相親對象。在社交媒體上，相親和催婚的話題也引起網友們的火熱討論。

“‘00后’都開始相親了，越來越卷了”“表弟也結婚了，沒人給我托底了，主動讓我朋友給我介紹幾個”……相親越來越成為年輕人擇偶的主要方式之一。與此同時，部分年輕人對待相親的態度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與持續走低的結婚率相對的，是部分年輕人愈發嚴重的婚戀焦慮。1月16日，國內某知名婚戀平臺發布了《2022～2023中國男女婚戀觀報告——70后～00后“三觀”洞察》。報告顯示：“相親平均年齡”在逐漸降低，從“70后”的男性人群26.4歲、女性人群25.4歲,降低至“00后”的男性20.6歲、女性20.2歲。

在時代經歷轉型的同時，傳統家庭關系、年輕人的婚戀觀，以及人生進程的開展也面臨著沖擊。為什么會出現相親潮？年輕人相親到底在相什么？我們如何理解當代的婚戀焦慮？這些煩惱和痛楚的背后，和當下的情感文化有何關系？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采訪了相親者、社會學教授和公益機構紅娘，來聽聽他們是怎么說的。

相親是走過場，還是唯一的路徑和機會？

今年是李朋相親的第五年。29歲的李朋已經相了兩百多位姑娘，參加過各種類型、各個地方的相親：通過熟人或熟人的熟人介紹，加微信禮貌寒暄的；在影視城里穿上長衫沉浸式邂逅的；在大禮堂里十人一桌的百人相親會……

從西安一所985大學本科畢業后，李朋回到家鄉寧波的一家大型國企工作。李朋說，讀書時他性格外向，喜歡參加聚會。但工作后，李朋所在的國企幾乎沒有適齡的異性，兩點一線的生活也讓他的社交圈越來越窄。“沒時間，也沒空間。”李朋這樣解釋。相親似乎成了讓靜止的社交圈流動起來的唯一路徑。

來自杭州蕭山的93年小伙小沈也有同感。大學剛畢業兩年，父母開始急切地為他張羅相親對象。那時，小沈是杭州一家公司外派到河北的銷售員，每月回杭州一次，“一次待兩三天，幾乎都在相親。如果相親能增加遇到合適伴侶的機會，也沒必要扭捏。”他直言。

起初，面對父母介紹的相親對象，小沈挑挑揀揀，他看重眼緣，覺得雙方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可隨著身邊同齡的親朋好友相繼結婚生子，連比自己小的表弟都結婚了，漸漸地，小沈也變得焦急起來，自發進入“瘋狂相親”階段。“可以說沒有任何門檻，只要是適齡的相親對象，誰都見。”小沈說。

24歲的萸太陽也開始相親了，盡管她覺得自己并不需要。春節從深圳回到安徽亳州老家，她才得知父母在年前三天緊鑼密鼓地為她安排了五場相親。萸太陽不想因為這事在難得回家的幾天里和父母起爭執，于是開始趕場子，和相親對象見面。

萸太陽的姐姐和姐夫也是通過相親認識，現在挺恩愛。但比起和陌生人聊天，萸太陽更喜歡看劇或者運動。這次的相親經歷對她來說，就是走過場。

同樣，在過年期間被父母安排了若干次相親的，還有27歲的京漂女孩圖敏。三年來第一次回家，圖敏經歷了一場“程度之強超乎想象”的催婚大爆發。

“我覺得相親并不真誠，就是迅速地走流程。我不喜歡自己變成了一個被觀察、被審視的對象，即使有的相親活動用社交的形式包裹了起來。”一向節儉的父母花了一大筆錢給圖敏找了相親中介，告訴她找不到對象，就別留在北京工作了。

自發地，或是被各種力量推搡著，年輕人們被拉進入了相親劇場。

屋內年輕人焦慮工作，屋外長輩焦慮子女婚姻

萸太陽用手機記錄下了人生第一次相親經歷，并發到視頻網站上，收獲了十多萬的播放量。

視頻里的萸太陽坐在副駕，車上還有爸爸、姐姐、姐夫和介紹人。這是一個家族和另一個家族的會面，萸太陽下車，走進屋里，一個個打招呼……有時候，萸太陽只是面帶得體的微笑站在一旁，她插不進大人們的談話。

“其實沒什么好聊的，基本就是說工作，大學讀的是什么專業。”萸太陽告訴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有個相親對象是專科畢業，詢問她怎么搞攝影，干副業賺錢。萸太陽給他推薦了幾個軟件，告訴他攝影還是更適合作為愛好。

視頻里，屋內是對工作和未來充滿焦慮的年輕人，屋外是熱絡交流、對子女的婚姻充滿焦慮的長輩們。

萸太陽沒想到這段視頻能收獲那么多的共鳴。在評論區，有不少“00后”講述了自己被安排相親的經歷；也有過來人提出建議：“趁現在年輕，能相就認真去相。到了30歲，不上不下，很難了。”

蕭山的相親風俗和亳州相似，男方和女方各有一位介紹人，第一次見面通常在男女雙方父母和介紹人的見證下開始。

“男方去女方家，或者女方來男方家，借機剛好可以看看對方的家庭情況。但男女方幾乎全程沒有交流，只是聽著介紹人聊。”小沈并不喜歡這種形式。

李朋經歷的相親則更加簡單便捷。他的第一次相親在工作后不久，對方是由父母熟人介紹的同齡婦產科醫生。

“最開始對相親充滿好奇，覺得也是多一個認識人的途徑。”加微信后，李朋主動和女生聊起電影、電視劇等話題暖場，每天和對方道早晚安，希望能通過這種方式傳達自己的心意，為進一步了解做鋪墊。

一個多月后，李朋發現女生突然不回消息了，隨后他刷到她和其他相親對象“官宣”的朋友圈。

一年多后，這位已經從相親步入婚姻的女生，還突然找到許久不聯系的李朋寒暄，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紹給李朋。當時已處在戀愛中的李朋婉拒后，推薦了男同事給對方。

在社交媒體出現后，單身男女似乎已成為社交網絡里流動的資源。不僅如此，相親的流程也越來越變得簡化和流程化。

李朋不再像第一次相親那樣，試圖鋪墊一長串“前言”來增進雙方的了解，很多時候直接切入正題。“加微信好友，互發一段自我介紹，隨后就約見面。這已經成為當下一種高效、以婚姻為目的的社交方式。”李朋說。

畢業后，李朋曾在咖啡館對一位女生一見鐘情。他鼓起勇氣和對方聊天，才發現女生在加拿大留學，因為疫情原因滯留在國內，之后也打算在國外工作。這段心動因此無疾而終。“相親起碼能保證對方是單身未婚狀態，而且未來長期工作生活的地點在寧波，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李朋說。

和有的年輕人在相親過程中漸漸放低要求的妥協不同，李朋覺得，他的理想伴侶畫像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充實和清晰起來的。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喜歡什么樣的。各種學歷、各種工作單位的相過后，發現有的確實聊不到一起，沒有共同語言。”相親久了，見過的女孩也多了，李朋也有了一些心得，“但也越來越感受不到愛了。”

見雙方父母都有時間刻度，相親更像是一個社會劇場

由于頻繁地和相親對象約在星巴克見面，小沈一度被稱為“星巴克小王子”。其實在此之前，小沈渴望過浪漫的相遇，但他后來漸漸發現，自己并沒有選擇女主角的自由。

大學畢業后，小沈談過幾場無疾而終的戀愛，印象最深刻的是初戀，對象是高中同學。女孩高中畢業后，沒考上大學，也沒有一份穩定工作，那時24歲的小沈只一心覺得兩人合得來。戀愛一年后，父母得知女孩的學歷堅決不同意。

小沈爭取過幾次，鬧得全家人不愉快。“我做不到違背他們的意愿，由自己去選擇結婚伴侶。”小沈只好和初戀提了分手，“感情還在，終究舍不得，很痛苦。”兩人為此分分合合兩三次，最終斷了聯系。

后來，小沈通過朋友認識了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外省女孩。父母一聽是外省人，工作也不是很穩定，還是不同意。這段戀情只發展了三個月，便匆匆畫上句號。

“交往時間不長，分手時，兩人感情不算深，倒也分得爽快。”小沈也由此看清了一件事，“既然父母在我的婚姻中擁有足夠的話語權，不如一開始就從他們滿意的人選中挑選結婚對象。”小沈后來就開始接受直奔目的、不會遭遇棒打鴛鴦的相親。

李朋身邊相親結婚的朋友，從認識到步入婚禮基本都不會超過兩年。“六個月后見女方父母，一年后見男方父母，接下來就可以籌備婚禮了。”如同自我介紹時，約定俗成、詳細列出的條件一樣，相親的時間線也有默認的刻度，推著李朋自然地進入角色，展開行動。

“婚姻不是你一個人的事，它是兩個家庭的組合。在本地工作，房、車都仰仗父母，婚姻對我來說，是需要背起的家庭責任。”李朋知道，這不是一場事先幻想的羅曼蒂克的戲碼。

李朋的父母并不會在言語上激烈地催婚，但他們的焦慮無時無處不在。2020年3月，李朋帶著相親認識后談了一年的女友回家吃飯。平時不茍言笑的父親臉上掛著明顯的笑容，甚至開始盤算：四月份去女友的家鄉慈溪玩一趟，然后在五月份和女友的爸媽見面，十月份可以把婚禮定下來了……

隨后，父母賣掉了家里的一套房子，給李朋打了一大筆錢，讓他趕緊給剛交付完的婚房置辦家電。

但當李朋把和女友分手的消息告訴父母后，母親的第一反應竟然接得快捷絲滑：“我前幾天上山摘桑果，農場主的女兒是個律師，你要不要認識認識……”

“相親更像是一個社會劇場，相親的男女雙方只是劇本中的兩個角色，甚至是兩個道具。這是一套需要復雜組織和多種角色共同構成的劇本。”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教授劉子曦表示，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而相親已經越來越形成一套社會化的腳本。戲中的雙方感受如何？這個戲唱完了，后面的生活怎么處理？這是兩個相親場中的當事人需要著重去面對的問題。

年輕人婚戀焦慮越來越普遍，并呈現低齡化趨勢

在過年回鄉前，萸太陽一直呆在深圳。萸太陽投遞了幾十份簡歷，經歷了十幾場面試。在青年旅館住了十多天后，萸太陽終于收到了一家傳統制造企業的錄用通知。

萸太陽對著錄用通知傻笑了一路。雖然這份工作的薪水并不高，但在這座城市里萸太陽終于有了落腳的地方，“要開始存錢了，讓自己能夠面對隨時可能失業的風險。”

萸太陽暫時還沒有談戀愛的想法，能夠把生活穩定下來，在這個溫暖的南方城市扎根，是這個年輕女孩現階段的愿望。“親密關系的到來應該是順其自然的，我會堅持尊重自己的感受。”萸太陽說。

回到北京工作的圖敏還在經歷一場內心的震蕩。出生在江蘇二線城市的圖敏從沒想過留在家鄉，從影視專業畢業后，她選擇來到北京一個人打拼。但面對疫情影響下的影視行業，圖敏過得并不輕松。

這也開始連鎖反應到了回到家鄉后的相親，圖敏的自我價值感不斷降低，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該做一些改變。“父母說我在北京賺的錢真的太少了，不僅在那找不到優秀的人，連在家鄉給我介紹相親也覺得拿不出手。”在大城市追夢，被認定為一種不實惠、不聰明的行為，一向對圖敏疼愛有加的父親也教育她“主觀性太強”。

圖敏覺得，在老家親戚重復的追問下，自己的思維裂開了一條縫：關于生理上最佳生育年齡的分析、關于獨生子女一代養老的問題……所有的焦慮從這條縫里涌入，圖敏做出了接受相親的讓步。

可即使如此，父母并不能從熟人圈中找到同樣也是“京漂”的適齡男孩，只能寄希望于有著龐大數據庫的中介機構。奶奶甚至告訴圖敏，感情是可以在一起之后再培養的，讓她先找個本地男孩談異地戀，“等你們有了感情，你自然會遷就男方回老家了。”

正經歷著這種撕裂的不僅僅是圖敏。劉子曦表示，中國社會正在傳統和現代并行的轉型階段，婚姻也在個體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改變著它的存在方式。與此同時，家庭關系呈現出傳統和現代雜糅的狀態：一方面傳統的權力結構和代際關系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強調以夫妻為中心、父系與母系并存的觀念也在興起。

“在轉型期的中國城市，家庭變得比以前更為重要，家庭成員的紐帶比以前更為緊密，大家更加相互依賴。同時，家庭還承載著生育養老、功能照料、抗風險等作用。”劉子曦認為，在城鄉二元結構下流動的年輕人，面臨著社會角色和自我認同的拉扯，“其實城市代表著以自我認同為中心的愛情，包括性的自由激情、親密感、內在體驗、自我實現等。但是當回到家鄉后，則要面對的是催婚。婚姻背后是什么？其實是制度化的社會功能、社會關系。”

婚姻在這些社會功能和社會規范上的世代差異、人生進程的重大問題等，這些問題在現實生活中糾纏在一起，很難彼此分離。于是在年輕人的心理層面會產生許多焦慮感與矛盾感。“在我們的研究中會發現，現在婚戀焦慮越來越普遍了，也呈現出低齡化的趨勢。”劉子曦表示。

將婚姻看作一種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必然的任務或負擔

寧波江北區呈人之美工作室負責人米佳做了八年的紅娘，既在網上為單身男女搭建相遇的平臺，也時常組織大型相親活動。在米佳看來，現代社會的相親模式早已突破傳統相親的概念，變成一種新型社交方式，“尤其是社會組織的相親活動和網絡相親。”

“這些‘90后’‘95后’比‘80后’更主動，更邁得出腳步。”米佳說，相對于由親朋好友介紹相親對象，現在的年輕人更希望自主選擇相親對象，“他們不想通過單位的同事或父母的朋友來引薦，有時甚至是偷偷報名，不會告訴身邊人。在沒有人情因素需要權宜的情況下，他們可以更直接地選擇自己想要的，也不必擔心被人詬病。”

劉子曦指出，現在的年輕人看似有非常多展開社交的選擇，但實際上要想建立深刻情感關系卻來越困難。一方面，媒介高度發展的環境下，信息交換變得更加快捷，傳播模式也更加多元。年輕人在渴望交流的同時竭力保護自己的隱私，但這種推拉會讓交往變得越來越淺層。

而當原先靠地緣關系形成的人際網在高速流動中被打破，相親從原本的熟人介紹演變為資本和媒介合伙起來進行的快速匹配游戲。在這過程中，無論對于自我還是他人，婚姻關系都逐漸變成用量化方式衡量的東西，越來越消解它神圣的部分。

米佳認為，當下盡管有年輕人依賴相親尋找結婚對象，但這并不意味著年輕人的社交能力變弱了，而是他們對婚姻伴侶有更嚴苛和具體的想象。“一方面，在異鄉奮斗的人很多，身邊缺乏親朋好友，交際面有限；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永遠不甘心于身邊的人，覺得最好的還在路上，想通過各種渠道認識更多人，尋找滿足想象的那個人，而相親就是最佳方式。”米佳說，相親對年輕人還意味著高效和精準，相當于提前幫他們進行了一次條件篩選。

經濟考量從未從愛情世界消逝，家境、職業、金錢、外貌一直是婚姻市場上的籌碼。近些年，主題精準的相親會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青睞。米佳經常配合政府組織這類大型相親活動，比如，單位聯誼、牽手白衣天使專場、新寧波人專場等等，“通常一場活動邀請五六十位單身男女，場場爆滿，配對成功率很高。有時，放出30個女生名額，收到超過200位女生報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就業人群專場（如快遞員、外賣員等）總是顯得冷清，盡管他們的收入并不低。

“我覺得每個個體還是具有能動性的，可以想想自己‘看重什么、看開什么’。”劉子曦建議，將婚姻和愛情都看作一種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必然的任務或一定要拒絕的負擔，欣賞多元化和差異化，嘗試擁抱人生中的各種可能性所帶來的具體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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