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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小哥凌晨送餐途中猝死】外賣騎手凌晨接單倒在送餐途中，直到清晨，才被早起的群眾發現已經死亡。家屬將外賣平臺訴至法院，索賠200余萬元。開庭時，外賣平臺和用工單位均稱非雇傭關系，自己無責。新業態下，勞動者權益該如何保障？近日，朝陽法院對這起案件作出一審判決。

■案情 外賣小哥凌晨送餐途中猝死

去年5月19日凌晨，外賣小哥小劉陸續接下“餓了么”平臺派送的四個訂單。最早的一單客戶下單時間是在0點43分，取貨地點是太陽宮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僅用了20分鐘，小劉就完成了這一單的配送任務。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1點16分，又有客戶下單了，取餐地點是位于霄云路的一家餐廳。隨后不到10分鐘的時間，又有兩位客戶相繼在平臺下單，取餐地點距離小劉都不太遠。于是，他一口氣兒接下這三份外賣訂單，分別前往餐廳取餐后，再根據距離遠近依次進行配送。

然而，三份熱氣騰騰的外賣都沒能送到客戶手中。系統顯示，訂單配送超時，最后都被取消了。直到早上6點多，在朝陽區某小區的單元門外，小劉被早起的居民發現已經倒地身亡。受到驚嚇的居民第一時間打電話報警。民警趕到現場，經調查排除了刑事案件嫌疑。

司法鑒定結論顯示，小劉符合腦干出血導致中樞性呼吸循環功能障礙死亡。從其面部軟組織損傷情況看，應是倒地時造成的磕碰。

在北京打工的小劉才34歲，正值壯年，上有年邁的父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主要靠送外賣掙錢養家。事發前一天，他已經接了大量的配送訂單，凌晨還在工作。突發的意外給這個普普通通的勞動者家庭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最讓家屬不能接受的是，平臺運營方完全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騎手的實時位置，畢竟就連普通的訂餐客戶都能通過外賣軟件看到騎手的定位。當小劉長時間未能完成訂單的配送，且定位始終停留在一個地方不動時，如此明顯的異常，平臺竟然沒有及時發現，就連一個電話都沒打過，導致小劉發病數小時無人救助，最終死亡。意難平的家屬將平臺運營方告到朝陽法院，提出索賠200余萬元。

家屬認為，事發時，平臺方面無論是打電話給小劉或訂餐的客戶核實情況，還是撥打120，都有可能避免悲劇發生。被告對騎手異常不聞不問，是導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焦點 新業態下的用工關系誰該擔責？

近年來，外賣騎手工作途中突發意外事件頻頻沖上熱搜。作為一種新業態，不僅僅是外賣行業，包括網約車、同城急送、網約廚師、網約家政等“互聯網+”行業，在勞動、勞務關系的認定上均有別于傳統行業，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問題受到社會關注。

2020年年底，43歲的外賣騎手韓某在送餐途中猝死，事后的賠償問題就在網上引發過爭議。平臺方以韓某屬于眾包騎手，與平臺沒有勞動關系為由，提出出于人道主義給予2000元的賠償，在輿論發酵后，才同意將撫恤金數額提高到60萬元。

據業內人士介紹，當前市場，外賣騎手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專送騎手，一種是眾包騎手。專送騎手由配送企業或者外包的勞務公司經過專門招聘，屬于專職配送員，有規定的用工時間，接受企業的用工管理；而眾包騎手相對靈活，眾包平臺對社會大眾開放，符合條件的人都可以注冊成為騎手，并自行決定接單與否，騎手根據實際完成的訂單量獲取酬勞，屬于靈活就業人員。

小劉也屬于后者。家屬提起訴訟后，平臺運營方向法院提出申請，追加外包的用工企業參加訴訟，成為共同被告。

外包公司認為，該公司與小劉簽有網約工合作協議，并約定不適用勞動法。小劉是眾包騎手，生產工具、時間、地點、接單選擇等均由其自行決定。公司與小劉屬于合作關系或靈活就業關系。而且公司已為小劉投保個人意外保險，事發后，家屬也已拿到60萬元保險理賠。

平臺運營方則表示，外賣平臺只是信息服務平臺，僅負責向配送員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參與招募和管理配送員。盡管平臺可以掌握配送員的實時信息，但這并不是平臺對配送員進行管理的依據。

無論是外包公司還是平臺方面均認為，小劉是因病致死，屬于意外，自己沒有實施侵權行為，也不應當為此擔責。

小劉和外賣平臺及外包公司之間到底是何法律關系？究竟誰應當為小劉的死負責？成為法庭上原被告之間爭論的焦點。

■判決? 90%責任由外包公司和平臺分擔

北京朝陽法院近日公開開庭審理并宣判了這起生命權糾紛案。

法院審理認為，盡管外包公司與小劉之間簽訂的合同名為《服務合作協議》，但實際關系卻符合雇傭關系的特征。因此，外包公司作為雇主，應當積極履行用工主體責任。

判決指出，小劉工作時間為凌晨，且同時配送多單。作為用工方，外包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調配、配送異常情況的發現和及時跟進了解、處理上，在涉及配送人員配送過程中傷害情況的掌握、及時救助上，存在勞動保護措施不完善之處。小劉在配送過程中發病死亡，與勞務活動存在直接內在聯系，外包公司應當承擔主要責任。

平臺運營方因未與小劉簽訂合同，也未對其進行勞務管理，不需承擔雇主責任。但鑒于平臺運營方能夠實時掌握小劉的配送情況，卻在配送異常情況的發現、跟進、處理上，以及將異常信息及時反饋給外包公司方面存在不完善之處，導致小劉的異常情況未能得到及時處理，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此外，小劉本人對自身身體情況也應當有充分、全面的了解，當感到身體不適時，應及時停止超負荷接單，以避免意外發生。

最終，法院認定外包公司承擔70%的責任，平臺運營方承擔20%的責任，小劉自身承擔10%的責任。除去家屬已經獲得的60萬元保險理賠外，朝陽法院一審判決外包公司和平臺運營方另外賠償死者家屬總計150余萬元。

■分析??平臺定位功能不應只用來監管外賣員

“很多猝死的人其實就是累死的吧。如果不是在深夜，可能這個孩子的父親，女人的丈夫，父母的孩子還能有一線生機……”一位網友留言說。更多關注此事的網友為小劉感到惋惜，“為了生活太不容易了。”小劉為何凌晨還在接單？“因為夜間的單價稍微高一丟丟，還有就是車少人少，一般不存在超時的情況，超時要扣錢呢。”一名外賣員給出了答案。

新型靈活用工方式與傳統生產方式不同，勞動者的人身從屬性減弱，獨立性增強，也因此出現勞動關系認定困難，勞動者權益保障難的問題。

今年年初，國家信息中心正式發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2)》透露，2021年在線外賣收入占全國餐飲業收入比重約為21.4%，同比提高4.5個百分點。隨著互聯網經濟的高速發展，在線外賣行業的龐大占比使得基于平臺形成的新型就業方式備受青睞。

2021年5月19日，我國多家社會組織在對343名騎手深入調查后發布《騎手生存與發展需求報告》，顯示有接近兩成的騎手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88.28%的騎手會為了按時送達而選擇違反相應的交通規則。

“司法實踐中，勞動者和互聯網平臺及用工單位之間是否構成勞動或勞務關系，很多時候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判斷勞動者與用工單位之間是否存在‘從屬性’，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此案主審法官肖華林說，本案中，盡管小劉屬于眾包騎手，工作比較靈活，但是對于用工單位依然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要接受用工單位的管理，比如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配送工作，沒有完成就要受到處罰等。基于此，法院認為小劉和外包公司之間依然構成雇傭關系，即勞務關系。由于家屬起訴的是生命權糾紛，判定平臺是否擔責，則主要通過判定平臺在此事件中是否具有過錯。

記者注意到，2021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應急部、市場監管總局、國家醫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國總工會共同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企業要依法合規用工，積極履行用工責任，對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承擔相應責任。平臺企業采取勞務派遣、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與合作企業依法承擔各自的用工責任。新業態下，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受到重視。

“平臺的實時定位功能不應該只用于對勞動者進行監管、處罰，也要用于及時發現意外，對勞動者實施救助。”基于這起案件，肖華林建議外賣平臺應以此為鑒，進一步梳理和完善經營模式。在配送業務外包的情況下，對勞務單位加強審核，從資質要求、準入條件等方面，提高勞務單位防范、化解勞動風險和承擔責任的能力，同時建立完善的信息溝通和共享機制，以及異常情況信息跟蹤、反饋和處置機制。

勞務單位也要切實加強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勞動或勞務合同關系，履行用工主體職責，完善勞動保護和保障，并通過參加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的方式來分散用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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