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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信息并不必然成為個人隱私范圍，一般情況下姓名等個人公開信息不屬于個人隱私；

2.若個人信息同時屬于私密信息的，則將同時適用隱私權的保護規則，自然人同時有權主張個人信息及隱私權的侵權責任。

3.在使用互聯網服務的場景下，特別是在作為虛擬主播而言，由于其客觀上向觀眾展示的是虛擬形象且主觀上有意隱藏個人信息，此時若真實姓名被披露并傳播時（甚至伴隨著網絡暴力或騷擾），存在認定其隱私權受到損害的可能性。

(資料圖片)

《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后，在第4編人格權編中以專章的形式對個人的隱私權及個人信息保護相關問題進行了規定，并分別區分了個人信息及隱私信息兩方面的內容，其中：

（一）隱私權的范圍及保護措施

第1032條規定了隱私的范圍，即：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隨后的第1033條，通過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侵害他人隱私權的行為類型，包括以電話、短信、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傳單等方式侵擾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寧等內容。

（二）個人信息的范圍及保護措施

而對于個人信息而言，第1034條第2款列舉了個人信息的范圍，即：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

同時，第1034條第3款進一步對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及一般信息的保護途徑進行了規定：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適用有關隱私權的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

（三）個人信息與私密信息的范圍辨析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如果個人信息不屬于私密信息的，則應適用一般規定進行保護，如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但如果個人信息屬于私密信息的，則對其保護將進一步增強，可以適用關于隱私權保護的相關規定。

但《民法典》在作出上述規定后，并未進一步規定何種個人信息屬于私密信息，雖然2021年施行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對敏感個人信息進一步被規定為“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包括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特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賬戶、行蹤軌跡等信息，以及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等；但對于個人姓名本身，相應法律法規及法院判決中沒有明確指明個人信息與私密信息之間的界限，因此在實踐中如果區分兩項權利的邊界并給予恰當的保護措施，仍然存在一定難度。

根據《民法典》第1032條的規定，姓名本身作為識別公民身份的符號，在自然人日常生活中處于公開狀態，其具備一定“可識別性”但并不具備隱私所對應的不愿為人知曉的“私密性”，一般不應認定為私密信息，不適用隱私權的保護政策。

在《民法典》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一批10起互聯網司法典型案例中[龐理鵬訴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隱私權糾紛案，案號為（2017）京01民終509號]中，法院經審理認為：

個人的姓名、手機號以及行程信息本身單獨而言均不屬于私密信息，但在現有大數據時代下，相關孤立的單獨的信息被手機后，就能通過整合后形成反映個人隱私內容的整體信息。“此時，這些全方位、系統性的整體信息，就不再是單個的可任意公示的個人信息，這些整體信息一旦被泄露擴散，任何人都將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個人隱私將遭受巨大威脅，人人將處于惶恐之中”。

除上述案例以外，北京互聯網法院于2020年審理的黃某訴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騰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隱私權、個人信息保護糾紛案[案號為（2019）京0491民初16142號]中，同時設立了對于個人信息不應一概納入私密信息范圍，而應根據場景進行區分的原則。法院認為：

隱私強調信息私密性，主要為防御性保護；個人信息兼具積極利用與防御性保護屬性。從合理隱私期待維度上，個人信息基本可以劃分為幾個層次：一是符合社會一般合理認知下共識的私密信息，如有關性取向、性生活、疾病史、未公開的違法犯罪記錄等，此類信息要強化其防御性保護，非特定情形不得處理；二是不具備私密性的一般信息，在征得信息主體的一般同意后，即可正當處理；三是兼具防御性期待及積極利用期待的個人信息，此類信息的處理是否侵權，需要結合信息內容、處理場景、處理方式等，進行符合社會一般合理認知的判斷。微信好友列表和讀書信息不能籠統地納入符合社會一般合理認知的私密信息范疇，而更符合前述第三類信息的特征。

承上述分析意見，在一般情況下自然人的姓名本身不能單獨成為私密信息，不應適用隱私權的保護規則。

但在考慮姓名個人信息是否屬于隱私信息時，還要考慮以下問題：

（一）主體對于該項信息的合理隱私期待。

（二）主體是否有意隱藏該項信息。

（三）主體本身的性格、認知、理解力以及抗壓性。

（四）主體所處的環境以及其包容性。

（五）相關信息披露后，是否會遭遇歧視或外界的攻擊。

綜合上述因素，由于虛擬主播在直播過程中主要通過藝名、虛擬形象以及聲音呈現特定的內容，其直播內容與本人真實生活內容存在一定的隔離，且加之姓名等信息在披露后將導致其經濟利益受損并常常伴隨著一定程度的騷擾或攻擊。因此虛擬主播及其所在公會一般會主動地對個人信息進行隱藏，無論從主觀預期還是客觀結果的方面看，虛擬主播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以及住址等常規意義下的個人信息，在虛擬主播的場景下應當同時屬于隱私信息，使用隱私權的保護規則。

在虛擬主播隱私權遭受侵害的情況下，虛擬主播則有權通過訴訟途徑向侵權方主張侵權責任，且針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行為，相關部門還將有權依據《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對其處以下至單處罰金上至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處罰。對于違反規定出售或提供個人信息的，則也同樣應按照侵犯個人信息犯罪進行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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